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
根据 Aline Helg 的演讲改编[1][2][3][4][5][6][7]
美洲独立前夕 ● 美国的独立 ● 美国宪法和 19 世纪早期社会 ● 海地革命及其对美洲的影响 ● 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 ● 1850年前后的拉丁美洲：社会、经济、政策 ● 1850年前后的美国南北部：移民与奴隶制 ● 美国内战和重建：1861-1877 年 ● 美国（重建）：1877 - 1900年 ● 拉丁美洲的秩序与进步：1875 - 1910年 ● 墨西哥革命：1910 - 1940年 ●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 ● 大萧条与新政：1929 - 1940年 ● 从大棒政策到睦邻政策 ● 政变与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 ● 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拉丁美洲 ● 美国战后社会：冷战与富裕社会 ● 拉丁美洲冷战与古巴革命 ● 美国的民权运动
20 世纪 20 年代又称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美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历了一段繁荣和乐观的时期，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年轻女性采用新的着装和行为方式，"艳舞 "文化的兴起是这十年最显著的社会趋势之一。经济蓬勃发展，汽车和收音机等新技术开始普及。然而，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能分享 20 世纪 20 年代的繁荣，因为许多人，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和移民，仍然面临着歧视和不平等。此外，1929 年的股市崩盘标志着这十年繁荣的结束，并迎来了大萧条。
19世纪末，美国从吞并殖民地转向占领政治和经济控制区。1898年的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帝国主义在美洲大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美国取得了胜利，控制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并获得了对古巴的影响力。随后修建的巴拿马运河巩固了美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并为进入中美洲和南美洲提供了便利。美国开始将加勒比海和中美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军事干预、经济援助和外交施压，对这些地区实施政治和经济控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毁灭，并对全球力量平衡产生了深远影响。战争标志着欧洲统治的结束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美国于 1917 年参战，它的参战对扭转战局、战胜中央强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战争还结束了大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和军事强国。战争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更加突出的角色，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其能够对世界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白人的负担 "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欧洲列强和美国有责任 "文明化 "世界其他国家的信念，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中也非常突出。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与同期墨西哥的文化和艺术发展有相似之处。两国都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时期，都在努力创造不受欧洲影响的独特民族文化。在美国，"咆哮的二十年代 "见证了爵士乐的兴起、哈莱姆文艺复兴以及新一代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崛起，他们试图创造一种独特的美国文化。同样，在墨西哥，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是文化和艺术的繁荣时期，被称为 "墨西哥文艺复兴"。墨西哥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试图创造一种反映墨西哥土著和混血遗产的民族文化。他们还反对欧洲对墨西哥艺术和文化的影响。这场运动由迭戈-里维拉、弗里达-卡洛和大卫-阿尔法罗-西奎罗斯等人领导，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艺术和文学促进新的民族认同。
第二次工业革命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纺织、冶金和运输领域的重大技术进步为标志。这些创新以机械化取代了手工劳动，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繁荣。虽然这场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并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和社会，但其影响和创新迅速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为美国等国家随后几十年的工业动荡铺平了道路。
继第一次工业化浪潮之后，19 世纪末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世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时代。在利用最初进步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革命性的技术：钢铁成为首选材料，电力重新定义了生活和生产方式，化学领域开辟了以前从未探索过的领域。电报、电话和内燃机只是塑造了这个时代的一些里程碑式的发明。在美国和其他地区，汽车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还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城市中心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交通工具发生了变革，随之而来的是将工作、旅行和娱乐融为一体的整个生活方式。
1918 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战争的面貌，也颠覆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在欧洲战场上，新的战争方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惨重的人员伤亡。曾经引以为傲、称霸一时的欧洲大国，在战争的恐怖面前，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经济上都变得一无所有。美国虽然加入冲突的时间较晚，但却幸免于这场浩劫。美国的介入较晚，而且其海岸远离主要战区，因此没有遭受大规模的破坏。因此，战争结束后，美国不仅成为军事强国，还成为经济巨人，与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出现，但这场冲突成为许多技术创新的催化剂。美国拥有坚实的基础设施和企业家精神，是利用这些进步的理想之地。20 世纪 20 年代，创新与机遇之间的协同作用将美国经济推向了新的高峰。制造业和运输业等行业经历了惊人的增长，而新兴产业，尤其是汽车和化工行业的出现，重新定义了经济格局。与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不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这一有利地位加上其工业实力，使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大国。
美国拥有一系列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使其在20世纪成为经济霸主。美国拥有广阔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稳固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是成为世界商品和服务生产火车头的理想之地。但它们的崛起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加强了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地位，还巩固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这些因素与其经济实力相结合，巩固了美国作为20世纪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的地位。
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 19 世纪末，标志着产品制造和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除了在钢铁、电力和化学品生产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外，电话、内燃机和城市电气化等革命性技术也在这一时期问世。由亨利-福特和他的 T 型车等人物推广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出现，不仅提高了生产能力，还使更多的人买得起商品。因此，普通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可以更多地获得以前被视为奢侈品的商品。它还刺激了经济增长，为现代消费社会奠定了基础。
亨利-福特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他革命性地采用流水线生产汽车。他的 T 型车不仅是一辆汽车，更是一个新生产时代的象征。通过使用流水线，福特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效地生产汽车，使汽车不仅面向精英阶层，也面向绝大多数美国人。汽车的民主化改变了美国的基础设施，促进了郊区的发展，改变了工作和休闲模式，更广泛地说，塑造了美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从本质上讲，福特不仅改变了汽车工业，还重新定义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在汽车行业屡试不爽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很快在其他众多工业领域得到了应用。从家用电器到香烟和服装，各种各样的产品开始为大多数人所享用。这些商品价格低廉，种类繁多，促进了一种文化的诞生，在这种文化中，购买不再仅仅是一种必需品，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和消遣方式。这种消费文化重塑了经济和社会格局。公司开始大量投资广告来吸引消费者，从而形成了无处不在的广告业。消费信贷也开始普及，允许家庭购买超出其经济能力的商品，同时刺激了需求和生产。流水线是工业效率的象征，同时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时代，消费成为美国经济和文化的核心。今天，即使出现了新的技术和制造方法，大规模生产的遗产依然存在，证明了它对社会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横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其催化剂是前所未有的提高工业生产力、降低成本和优化制造流程的动力。为了实现这些雄心壮志，重大创新层出不穷，给工业格局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由亨利-福特（Henry Ford）等人推广的装配线不仅彻底改变了汽车生产，还为许多其他行业的大规模生产确立了新的范式。可互换部件加强了这一趋势，确保了成品的一致性和质量，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浪费和错误。与此同时，电力的引入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提供了一种更高效、更多用途的能源，使生产无需依赖日光或更原始的能源即可持续进行。所有这些创新都汇聚在一个愿景上：改变商品的生产方式，创造一个工业繁荣、增长和创新的时代。
流水线是工业世界的一场革命。它引入了高效和专业化的分工，每个工人不是从头到尾制造产品，而是负责特定的生产阶段。这种专业化分工大大加快了生产流程，在确保质量稳定的同时提高了产量。可互换部件强化了这一动态。它们消除了每个部件都需要定制的需要，促进了大规模生产，并保证了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不仅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还简化了维修和维护，因为故障部件可以很容易地被另一个部件替换。与此同时，电力作为主要能源的出现给工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使以前的手工操作实现了机械化，解放了劳动力从事其他工作，使生产不受自然光或蒸汽机功率的限制，可以连续进行。这一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水平，推动工业进入效率和创新的新时代。
随着广播和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广告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公司开始接触更广泛的受众，广告信息也变得更加精致，面向更广泛的公众。与此同时，大规模生产导致产品标准化。为了在饱和的市场中脱颖而出，企业为自己的产品创立了独特的品牌。这些品牌强调质量、独特功能或与特定产品相关的生活方式等要素。此外，大量生产的商品在分销方面面临的挑战也导致了零售业格局的变化。连锁店和百货商店应运而生，成为接触大量消费者和方便他们购买产品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消费信贷成为刺激需求的重要工具。消费信贷为消费者提供了长期还款的可能性，使他们能够购买昂贵的产品，如汽车或家用电器。最后，企业清楚地认识到，要想繁荣发展，就必须采取以客户为中心的方针。这促使他们投资于市场研究、调查和焦点小组，以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愿望和需求。这种以客户为中心的方法与较低的生产成本相结合，为经济创造了良性循环，更便宜、更易获得的产品刺激了需求，反过来又增加了生产和扩大了市场。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大规模生产和高效率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大幅增加。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厂需要更多的工人来操作机器、提供维护和管理生产流程。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崛起。农村地区的人们被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所吸引，向城市中心迁移，扩大了这一阶层的规模和影响力。工业城镇在工厂周围发展起来，城市景观也因居住区的迅速扩张而发生了变化。然而，尽管大规模生产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但也有其不利之处。工厂的工作条件往往十分艰苦。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安全条件差。这种对劳动力的剥削导致了一系列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面对这些不公正现象，工人工会的力量和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些组织的成立旨在保护工人的权利，通过谈判获得更好的工资、工作条件和福利。它们的崛起标志着资本与劳工之间的激烈对抗，导致了立法和社会变革，奠定了现代劳工权利的基础。
亨利-福特无疑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位有远见的人，他深知将效率、速度和降低成本结合起来以改变汽车工业的重要性，进而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通过彻底重新思考汽车的生产方式，福特选择了一种创新的方法。他创建了当时技术最前沿的大型工厂，旨在优化生产流程的每个阶段。通过采用最新的先进技术，这些工厂成为高效的典范，强调连续、有条不紊的生产。然而，福特最重要的创新无疑是引入了装配线。每辆汽车不是在一个地方从 A 到 Z 地制造出来的，而是沿着一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在这条流水线上，工人，有时是机器，承担着专门的任务。因此，每个制造阶段都得到了简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速度。采用这种技术后，制造一辆汽车所需的时间从 12 小时缩短到不到两个半小时。因此，生产成本也随之降低，使福特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向大众销售汽车。特别是 T 型车，已成为经济型汽车的典型代表。这些创新的影响不仅限于汽车行业。装配线已成为工业生产的支柱，影响到电子、食品和纺织等不同行业。通过重新思考产品的制造方式，亨利-福特不仅改变了汽车工业，还重新定义了现代生产。
在装配线上，制造方法与传统制造方法截然不同。每个工人都专门从事一项特定的工作，而不是由一个工人从头开始制造一辆汽车。当汽车在流水线上行驶时，每个工人都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所分配的任务，而且精度更高、速度更快。这种专业化使每个工人都成为自己领域的专家。他们对自己任务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因此能够快速高效地完成任务。这种分工的结果是惊人的：生产速度和产量呈指数级增长。相比之下，在传统模式下，工人要对一辆汽车进行整体加工。虽然这种方法能让工人看到成品的全貌，但效率却低得多。因此，福特和其他行业采用流水线生产标志着一场革命，不仅是生产方式的革命，也是工厂工作理念的革命。
亨利-福特引入了一系列创新，彻底改变了汽车行业和其他行业。T 型车部件和配件的标准化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通过零部件标准化，福特得以简化和精简生产流程。这意味着生产过程中的变化更少，使得每辆汽车都能更快地通过装配线。通过标准化实现的大规模生产带来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大量生产，单位成本大大降低，使福特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提供 T 型车。这为全新阶层的消费者敞开了大门，他们现在可以拥有汽车了，而这在以前被视为奢侈品。可互换零件的使用还为车主带来了其他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一个零件老化或损坏，可以很容易地用一个新零件替换，而不需要为特定车辆定制。这使得汽车保养和维修变得更便宜、更方便。简而言之，福特的远见卓识和对效率的不懈追求不仅彻底改变了汽车生产，也改变了消费者与汽车的关系。
装配线和大规模生产方式彻底改变了商品的生产方式。随着大型工业工厂的建立，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催生了强大的工人阶级。然而，这些工厂的条件往往十分艰苦。工人们的工作时间长而疲惫，从事的是重复而单调的工作。这导致了一种形式的劳动剥削，工人的工资往往很低，工作条件也很危险。面对这些状况，工人们开始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导致了工人工会的兴起，这些组织努力为其成员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时。由于工人和工会试图强调他们的处境并迫使工厂主做出改善，罢工和示威游行十分普遍。与此同时，装配线创造了一种新型工人：半熟练工人。与掌握一整套生产产品技能的工匠或高技能专业人员不同，半熟练工人接受的培训只针对生产过程中的一项特定任务。这虽然提高了生产过程的效率，但也削弱了工人的多面性和独立性，使他们的就业依赖于生产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断追求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于是出现了第一批工业机器人。这些机器能够以人类无法比拟的速度和精度完成重复性任务。这在进一步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对未来工作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质疑。
流水线改变了工业格局。流水线的基本原则--劳动分工、任务专业化和机械化--很容易移植到几乎所有的生产形式中。它实现了大规模生产、产品的统一性和生产时间的大幅缩短。随着亨利-福特在汽车行业取得巨大成功，其他行业也迅速采用了这种模式。例如，在家用电器行业，装配线使冰箱、洗衣机和其他电器得以大规模生产，从而降低了最终消费者的成本。在电子行业，它意味着更快、更高效地生产收音机、电视机以及后来的计算机等产品。同样，在服装业，大规模生产使服装的尺寸和款式标准化，从而实现了更快的生产方式和更广泛的销售。除了提高生产率，流水线还降低了产品成本。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将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多的产品上，从而降低了单位成本。消费者从这些节省下来的成本中获益，价格降低，反过来又刺激了需求，从而带来了更大的生产增长和经济繁荣。因此，最初为汽车行业开发的流水线被证明是一项多功能的创新，它改变了众多行业的产品制造方式，为现代消费社会奠定了基础。
大规模生产的增加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处理大量的制成品库存？复杂的营销和广告策略的发展为我们找到了答案。以前，企业的主要目标是生产商品，但现在它们还必须说服消费者大量购买这些产品。此时，随着广告公司、营销专家和传播专业人员的兴起，广告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产业。通过广播、电影以及后来的电视播放的广告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们不仅将产品作为欲望的对象，还将其作为社会地位和成功的象征。程序性淘汰（Programmed obsolescence）的理念也开始兴起，这种理念认为，产品的设计应具有有限的使用寿命，以鼓励消费者定期更换产品。许多公司都采用了这一策略，开始定期生产 "改进型 "产品，鼓励消费者不断更新自己的财产。与此同时，信贷的日益普及使消费者即使没有立即付款的资金也能购买产品。这不仅促进了销售，还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消费文化，因为拥有最新的时尚产品已成为个人地位和成功的重要标志。总之，大规模生产与创新的营销和广告技术相结合，创造了一种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个人的价值往往是通过他们拥有什么来衡量的，而不是通过他们做了什么或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崛起。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众消费推动的。市场营销和广告策略通过让消费者需要他们尚未拥有的产品，在刺激这种需求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效的广告宣传创造了一种紧迫感和需求感，将昨天的奢侈品变成了今天的必需品。因此，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加刺激了工业生产。工厂满负荷运转，需要大量劳动力。制造业成为经济的核心支柱，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工作岗位。然而，这些工作的重复性和危险性，加上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压力，导致了对工人的剥削。面对艰苦的工作条件、不足的工资和漫长的工作时间，工人们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工会。这些组织试图通过集体谈判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工会与公司经理之间的冲突有时会导致罢工、停工甚至暴力。
20 世纪美国消费文化的兴起对社会价值观和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经济的繁荣，购买和拥有商品的能力不仅成为成功的象征，也成为衡量个人幸福和成就的标准。广告在塑造美国人如何看待物质财富的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告传递的信息表明，拥有最新的时尚产品或科技小玩意儿可以提高生活质量，提升社会地位，甚至带来某种形式的个人成就感。消费主义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许多社会活动和传统，如节日和生日，都与购买和给予行为紧密相连。例如，"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几乎与感恩节本身一样成为标志性节日。价值观的转变也对社会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对物质财富的重视扩大了个人成功的概念，有时甚至损害了社区或集体价值观。此外，获取和消费的持续压力导致许多家庭债台高筑。然而，这种消费文化也带来了无数创新，改善了许多美国人的生活质量。这些年来，从汽车、家电到旅游，商品和服务的可负担性大幅提高。
美国经济繁荣
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在这一时期，电力、大规模钢铁生产、汽车以及电话等长途通信技术被引入并迅速普及。最具革命性的变革之一是亨利-福特引入了装配线。通过将生产流程标准化并将工作划分为单个的专门任务，工厂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数量生产商品。福特使用这些技术生产的 T 型车成为这个新生产时代的象征。它不仅改变了汽车工业，还让数百万美国人拥有了汽车，改变了城市面貌和生活方式。生产力的提高也降低了许多商品的生产成本。这使得普通消费者更能买得起这些产品，增加了需求，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因此，20 世纪 20 年代被称为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一个经济扩张、创新和文化乐观主义的时期。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城市，在新工厂里寻找工作。城市开始迅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工作、娱乐和机会。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时期，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通常被称为 "咆哮的二十年代"，因为它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十年间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归功于新技术、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方式和创新的采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令人印象深刻地增长了 40%，这反映了美国工业和服务业的迅速扩张。企业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中获益，从而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已转化为许多美国人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年均人均收入增长 30% 就是明证。人均收入的增加使美国人能够购买这一时期出现的创新产品。汽车、收音机和家用电器等产品在美国家庭中变得司空见惯。繁荣也导致了以爵士乐、电影和其他娱乐形式为标志的新流行文化的出现。20 世纪 20 年代的人口爆炸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刺激了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持续的移民则对人口增长起到了补充作用，尽管在此期间移民法有所收紧。此外，快速城市化也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个主要现象。许多美国人被蓬勃发展的工厂和工业的就业前景以及新的机遇和城市生活方式所吸引，从农村地区迁往城市。
美国 20 年代的经济繁荣为经济创造了良性循环。随着企业不断创新，生产成本不断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也随之下降，使更多的美国人能够买得起消费品。价格下降，加上收入增加和对经济的信心增强，鼓励了消费者增加消费。这个时代的美国人还得益于金融创新，例如赊购能力。分期付款购买，即消费者可以现在购买商品，以后以低利率付款，成为购买汽车或家用电器等昂贵商品的流行方式。这种容易获得信贷的方式进一步刺激了需求，因为它使更多的人能够购买他们原本买不起的商品。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自然会创造就业机会。公司必须雇佣更多的工人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工厂满负荷运转，雇用成千上万的工人生产从汽车到收音机的各种产品。此外，服务业也在增长，从零售服务到金融服务，反映出现代经济日益复杂。这种消费热潮也导致了消费习惯和价值观的改变。市场营销和广告已成为主要产业，利用日益复杂的技术说服美国人购买最新产品。品牌和消费主义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创造了一种价值和地位往往与拥有商品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的趋势，经济不平等依然存在，许多美国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或面临经济困难。此外，对消费主义和信贷的重视导致经济脆弱，再加上其他因素，导致了 1929 年的股市崩盘和随后的大萧条。
1929 年的股市崩盘结束了 20 年代的繁荣，使美国乃至世界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经济曲线的突然倒转让这个已经习惯了持续增长和看似无止境繁荣的国家感到震惊。造成大萧条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有几个关键因素发挥了作用。首先，在容易获得信贷的推动下，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造成了金融泡沫。泡沫破灭后，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倾家荡产，经济信心严重动摇。将储户资金投资于股市的银行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倒闭，引发了信贷危机。政府政策不当加剧了经济问题。政府最初没有刺激经济，而是采取了保护主义的做法，如 1930 年的《关税法》（又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增加了许多进口产品的关税。这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报复，导致国际贸易急剧减少，加剧了经济衰退。大萧条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失业率达到历史新高，几乎影响到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家园、积蓄和尊严。以赫伯特-胡佛总统的名字命名的棚户区被称为 "胡佛村"，这些棚户区遍布全国各地，居住着失去一切的人们。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并推出新政计划，才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并为受影响的公民提供安全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金融监管和社会计划相继出台，以减轻危机的影响，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灾难。尽管 "新政 "带来了一些缓解，但最终真正振兴美国经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努力，因为向战争经济的过渡导致生产和就业的大规模增长。然而，大萧条仍然是黑暗的一章，也是经济体系脆弱性的重要一课。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繁荣，通常被称为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美国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增长时期。在技术创新和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刺激下，快速工业化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对工人的福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后果之一就是实际工资的增长。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兴起，特别是汽车业等行业的兴起，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些行业需要大量工人来操作新的装配线和生产设施。为了吸引和留住这些劳动力，公司不得不提供更高的工资。例如，亨利-福特在 1914 年将工人的最低日工资提高了近一倍，达到每天 5 美元，震惊了整个行业。这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和留住最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工人能够购买他们生产的汽车，从而刺激需求。工资的提高加上工时的减少，对工人的士气和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提高工资不仅使行业内的工人受益。它还对整个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工资提高后，工人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刺激了国内需求，并鼓励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工人工资的上涨，再加上大规模生产，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为美国经济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由于工人现在有能力购买更多的产品，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亨利-福特为工人增加每天 5 美元的工资，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理念。这不仅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姿态，也是一种精明的商业策略。通过提高员工的购买力，福特确保他们也是福特汽车的潜在客户。这起到了加强对他们生产的产品的需求的作用。产业工人购买力的提高和价格合理的消费品的出现刺激了需求。收音机、冰箱、洗衣机和其他家用产品成为美国家庭的常用物品。此外，信贷越来越容易获得，使更多的美国人能够购买昂贵的商品，如汽车和房屋。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公司不得不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促进了制造业的就业。此外，随着道路和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的扩建，服务业和建筑业也创造了就业机会。这种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标志着美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消费者的价值观和行为发生了变化，拥有物质财富成为成功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20 世纪 20 年代的繁荣掩盖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刻差距。尽管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能从中受益。非裔美国人、移民和其他边缘群体往往被排除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利益之外，这主要是种族和民族歧视的结果。尽管经济普遍进步，但这些群体往往从事收入较低的工作，获得经济机会的途径有限。例如，南方的 "吉姆-克罗 "法律使许多非裔美国人无法投票，也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工作和教育。同样，移民，尤其是那些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和非欧洲人，往往只能从事低薪工作，并面临普遍的仇外心理。政府的政策往往有利于最富有的公司和个人，这也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例如，为富人减税和放松管制往往使最富有的人受益过多。1929 年的股市崩盘凸显了这些不平等现象。随着市场崩溃，许多普通美国人将积蓄投资于希望持续繁荣的市场，但他们的财富几乎在一夜之间蒸发殆尽。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对整个美国社会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但对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经济崩溃与原有的不平等相结合，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这最终导致政府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形式进行干预，试图纠正一些最严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稳定美国经济。
成本和社会后果
20 世纪 20 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刺激美国城市地区经济大幅增长和繁荣的同时，也对农村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技术进步在给工业带来好处的同时，也给农业社区带来了挑战。例如，农业机械化引进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等机器，减少了人工劳动的必要性。效率的提高导致某些作物生产过剩，充斥市场，农产品价格下跌，许多农民难以获得利润。更令他们苦恼的是，许多人举债购买这些新技术，希望以此提高产量，从而增加利润。但随着价格下跌，偿还债务成了一项挑战。农村地区的经济紧张促使大量人口向城市地区迁移。在高薪工作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下，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离开了农村家园。这往往使农村地区失去活力和年轻人，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小型家庭农场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型农场。人口的减少也影响到小企业和学校，它们纷纷关闭，进一步改变了农村社区的结构。虽然 20 世纪 20 年代通常被视为繁荣时期，但实际上，早在 1929 年股市崩盘和随后的大萧条之前，许多农村社区就已陷入危机。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城市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兴起为许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善。得益于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使很大一部分城市人口达到了以前难以想象的生活水平。然而，尽管城市中心的经济表面上很乐观，但全国各地的繁荣程度却远远不够。如果我们深入研究收入细节，就会发现明显的差距。例如，城市地区的产业工人平均年收入为 680 美元。虽然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让这些工人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舒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和农村工人的收入，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仅为 273 美元。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也反映了当时农民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生产过剩、粮食价格下降以及购买农机所产生的债务。
城乡收入的显著差异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美好未来承诺的刺激下，数以百万计的小农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和社区，前往繁华的城市中心。他们希望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过上更富裕的生活，成为推动城市工业机器发展的生力军。然而，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非没有后果。城市迅速发展，边界不断扩大，对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需求成倍增加，而农村地区却逐渐被遗弃。曾经繁荣的农场现在往往被遗弃或出售给更大的农业企业。除了物质和经济方面的变化，人口迁移还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在城市，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的汇聚催生了新形式的艺术、音乐和文学，同时也对同居和融合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人口的减少导致了当地传统的侵蚀和社区纽带的断裂。因此，这一时期的移民不仅重新定义了美国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也不可磨灭地塑造了美国的文化和社会特征。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对大规模生产的推动和对效率的不懈追求无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繁荣。然而，这种对快速增长的追求往往忽视了对环境造成的后果。事实上，在一个以眼前利益和扩张为优先事项的世界里，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往往不是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这种忽视表现在许多方面。工厂向河流和湖泊倾倒废物，污染了水源，导致水生野生动物死亡。大量烟尘排放导致空气质量恶化。森林以惊人的速度被砍伐，以满足对原材料和工业扩张空间日益增长的需求。开采矿产资源时完全不考虑景观或这些资源的可持续性。结果，子孙后代继承了被改变的景观，生态破坏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快速工业化时期加剧了土壤退化、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环境问题。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这一时期带来的后果。气候变化、空气和水污染以及森林砍伐等挑战都是这个无限制大规模生产时代的直接后遗症。我们必须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确保子孙后代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机械化减少了许多领域对人力的需求。以前，一项工作可能需要数名工人，但随着更先进机械的引进，只需较少的工人就能完成同样的任务，从而使许多工作被淘汰。此外，快速的城市化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也造成了一些地区劳动力过剩。就业竞争的加剧不仅导致失业率上升，还对工资造成了下行压力，因为雇主知道他们可以轻易地取代心怀不满的工人。流水线上任务的专业化也导致劳动力的多面性降低。传统工匠掌握多种技能，可以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转换，而流水线工人则不同，他们通常接受的培训只针对一项特定任务。如果该任务被自动化或过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可转移的技能，无法寻找其他工作。大工厂的集中化生产也导致了无法在价格或效率上与之竞争的当地小企业的倒闭。这些企业往往是小社区的支柱，它们的倒闭导致许多地区失业和经济衰退。
1921 年的经济衰退往往被其后非同寻常的繁荣时期所掩盖，但它却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尽管时间相对较短。造成这次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通货膨胀、战争结束后的经济调整以及某些行业的生产过剩。战后，由于战争期间被压抑的巨大需求，价格迅速上涨。当需求得到满足后，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尤其是在汽车和建筑等行业。库存积压，公司减产，裁员开始。为应对通货膨胀而实行的高利率也导致投资和消费放缓。然而，政府和美联储对这次衰退的反应与随后的危机截然不同。当局主要允许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而不是大规模干预。削减成本，提高效率，关闭无利可图的企业。尽管在短期内是痛苦的，但这为经济的强劲复苏奠定了基础。在这十年的剩余时间里，创新、信贷扩张和对经济信心的增强推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然而，这种快速增长掩盖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和失衡，这些问题和失衡最终表现为 1929 年的股市崩盘和随后的大萧条。1921 年的经济衰退与随后几年的爆炸式增长之间的反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即经济的周期性以及即使在繁荣时期也需要对不稳定的早期迹象保持警惕。
20 世纪的经济大萧条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许多地区来说，都是最具创伤性的经济事件之一。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萧条的起因是多方面的，也是相互交织的。除上述因素外，金融体系的结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多数银行容易出现连锁倒闭。当一家金融机构倒闭时，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及与其有关联的所有其他银行。此外，美联储未能对货币供应收缩做出适当反应，加剧了衰退形势。1930 年的《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等措施提高了进口关税，限制了国际贸易，加剧了国内外的萧条。在农业方面，1920 年代的特点是生产过剩。农民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下跌和大量破产。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对美国债台高筑。当美国债权人开始限制信贷并要求偿还债务时，这给欧洲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面对这场大萧条，政府的应对措施无与伦比。时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启动了 "新政"，一系列举措旨在救济受害者、重振经济和防止未来的萧条。结果，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大幅扩大。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经济复苏依然缓慢。最终，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真正复苏的催化剂，推动萧条的经济走向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
第二次工业革命见证了新型企业结构的出现。在这个大规模生产和效率最大化的新时代，能够大规模投资于新技术并利用规模经济优势的公司成为市场主导。将生产集中到庞大的工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率。亨利-福特（Henry Ford）等人推广的装配线实现了快速、标准化生产，降低了成本。因此，这些工厂的产品生产成本更低，销售价格往往比小生产者的产品更具竞争力。寡头垄断的崛起也因更容易获得资源而得到加强。这些公司不仅拥有投资研发和实施创新的资金，还享有与供应商的特权关系、广泛的分销网络和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竞争优势使得小公司很难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业巨头凭借其雄厚的资源，能够采取激进的商业行为来扼杀竞争。无论是通过压低定价、收购竞争对手，还是与分销商签订排他性协议，这些大公司往往利用自己的力量主导，有时甚至垄断各自的市场。
寡头垄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互利合作。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几年里，许多大公司都从某种形式的政府支持中获益。对工会运动的镇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许多情况下，当工人试图组织起来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时，他们不仅遭到雇主的强烈抵制，而且还遭到当局的强烈抵制。例如，在重大罢工期间，警察经常被动员起来进行干预，以维护雇主的利益，有时甚至对罢工者使用武力。此外，政府还出台了关税政策，旨在保护国内工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例如，《1890 年关税法》（又称《麦金利关税法》）大幅提高了进口关税。这一政策虽然以保护美国工人和鼓励国内生产为理由，但也起到了保护寡头垄断企业免受外国竞争者冲击的作用，使他们能够维持更高的价格，获取更大的利润。这些关税壁垒限制了外国竞争的有效性，并为国内公司提供了巨大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市场份额并巩固其主导地位。
这些寡头垄断企业经济实力的集中，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经济格局。事实上，凭借这种市场支配地位，这些大公司往往可以随意制定价格、决定工作条件，并对政策和立法施加相当大的影响。面对这些巨头，小公司很难与之竞争。面对更高的生产成本以及与供应商和分销商谈判能力的下降，许多公司被迫关闭或被更大的实体吞并。这种市场集中化结果导致许多小企业消失，减少了商业景观的多样性，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在就业方面，大公司已成为主要雇主。虽然它们提供的工资往往高于小企业，但它们也倾向于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和标准化的就业做法。再加上它们对利润的不懈追求，往往导致工作条件艰苦。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往往很危险，工人几乎没有任何保障。面对这种剥削，工人阶级认为有必要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人工会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寻求通过集体谈判获得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和更安全的工作条件。在此期间，工会与企业主之间的关系紧张，发生了许多重大罢工和冲突，反映了在大企业利益主导的时代中为权力和正义而进行的斗争。
寡头垄断企业在美国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商业运营。得益于其雄厚的财力，这些公司能够对政治施加重大影响。它们经常游说立法者，资助政治活动，倡导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这些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有时会导致所谓的 "旋转门"，即企业领导人成为政府官员，反之亦然。企业利益与政治的这种相互交织，自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治进程是否真正民主的担忧。批评者认为，普通公民的声音被这些公司的竞选资金和强大的游说机器所淹没。然而，消费者也从中受益。由于规模经济，寡头垄断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商品。这种效率往往转化为较低的消费品价格，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这些商品。这意味着，尽管经济力量集中，但大多数美国人在获得基本商品和服务方面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然而，商品供应量的增加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日益集中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动态关系。一方面，消费者从更便宜的商品和更广泛的产品种类中受益，另一方面，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中，经济权力的集中可能会侵蚀社会的民主基础。
随着寡头垄断的出现，权力态势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大公司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使其不仅能够对市场，而且能够对政治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寡头垄断的迅速崛起恰逢工会的动荡时期，因为这些公司对工会主义的崛起不屑一顾，并准备使用强硬手段阻止或破坏罢工和其他工会运动。除了财政资源，这些公司往往还得到地方和联邦政府的默许甚至明确支持。法院禁令有时被用来阻止罢工，警察甚至军队也被用来镇压示威者和罢工者。1914 年科罗拉多国民警卫队向罢工矿工营地开火的路德罗大屠杀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然而，20 世纪 20 年代对工人运动来说尤为艰难。寡头垄断企业拥有庞大的资源，并经常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们发起了咄咄逼人的反工会运动。尤其是在 1917 年俄国革命之后，抹黑运动将工会与 "颠覆活动 "或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强了这些运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即 "红色恐慌"，被用来诋毁工会并将其描绘成对美国社会的威胁。
面对工人运动的兴起，许多大公司采取了复杂的策略来挫败或收买工人组织起来要求权利的努力。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就是成立所谓的 "公司工会"。与代表工人利益对抗管理层的独立工会不同，这些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司本身的控制或影响。这些工会往往被用来劝阻工人加入真正的工会，在避免独立工会可能要求的结构性变革的同时，提供一些小的让步。与此同时，为了化解工人的不满和怨气，一些公司推出了福利计划，提供住房补贴、医疗保健或休闲设施等福利。虽然这些福利确实提高了许多工人的生活质量，但它们往往被战略性地用来使工人更加依赖公司，而不太可能要求自己的权利或独立组织起来。最后，大企业的政治关系和权力往往使它们能够影响政府政策，使其对自己有利。无论是通过游说、捐款还是其他手段，这些公司往往能成功获得政府的支持，从而压制工人运动。针对罢工者的暴力行动、利用立法限制工会的权力以及将工会领导人描绘成煽动者或激进分子，这些都是政府（往往是在强大的经济精英的影响下）试图削弱劳工运动的方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交织往往不利于工人及其在工作场所实现公正和公平的努力。
社会资本主义 "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快速工业化时期工人与雇主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它代表着雇主试图在没有外部工会干预的情况下减少劳资纠纷，改善与雇员的关系。在这些计划下，许多公司提供了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等福利。这些福利通常以忠诚于公司和不加入工会为条件。其基本理念是，如果雇主能为员工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准和一定的保障，那么他们寻求工会代表或罢工的动机就会降低。此外，一些商界领袖认为，社会资本主义不仅是缓和劳资紧张关系的机会，也是通过对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提出更仁慈的看法，使资本主义道德化的机会。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方案的成功与否参差不齐。尽管这些方案使一些工人受益，但许多批评者认为，社会资本主义主要是为企业利益服务，它使工人远离工会，并使他们依赖于公司的恩惠。此外，这些计划往往仅限于某些公司或行业，许多工人被排除在外。最后，虽然社会资本主义给一些工人带来了重大改善，但它并没有取代对独立和强大的工会的需求，工会能够代表工人并捍卫工人的权利，使他们免受雇主的侵害。
尽管一些大公司试图通过 "社会资本主义 "计划来控制和安抚其工人，但美国的劳工运动仍在不断发展壮大。工人们认识到需要集体组织起来，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对抗强大的企业。独立工会为寡头垄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提供了制衡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集体动员，工人们在就业权利、工作场所安全、工资和福利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重大罢工和示威活动凸显了工人遭受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待遇，并经常引起全国甚至国际社会对其原因的关注。此外，工会运动在落实政府有利于工人的政策方面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5 年《劳资关系法》（又称《瓦格纳法》）等立法加强了工人的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也开始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支持工人的候选人和政策。例如，工会成为民主党联盟的重要支柱。然而，工会运动并非一帆风顺。他们面临着镇压、诽谤和立法障碍。但是，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工会运动仍然坚持了下来，并一直是美国政治和社会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亨利-福特和他的 T 型车所推广的流水线代表了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工人不再负责从头开始制造产品，而是被分配到流水线上从事特定的重复性工作。这使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生产产品成为可能。然而，这也对工作的本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拥有专业技能、制造独特产品的工匠发现自己的角色日益边缘化。他们的工作曾因其专业技能和质量而备受推崇，如今却要与大规模生产的产品竞争，而后者的售价往往要低得多。手工艺的细微差别、个性和独特性与大规模生产的统一性和效率形成了对立。标准化也对工人的本质产生了影响。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再拥有可以用来制造完整产品的各种技能，他们往往不得不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这可能导致人格解体和工作满意度降低。许多工人对这种机械化的工作形式感到疏远，他们的角色被简化为庞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生产也带来了经济效益。它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使大部分人口更容易获得消费品。曾经被视为奢侈品的产品，如汽车，如今已广泛普及，改变了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百货商店和零售连锁店的兴起标志着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新的零售形式在同一屋檐下提供各种产品，由于能够批量采购并受益于规模经济，价格往往更具竞争力。对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方便、多样和节省，使这些大型商店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提议。而小商店和独立商人则很难在价格上与之竞争。更重要的是，百货公司和零售连锁店能够在广告、产品展示甚至为消费者创造独特的购物体验方面投入更多，这使得小型零售商更加难以与之竞争。然而，这些零售寡头的崛起并非没有弊端。产品和购物体验的标准化导致了消费文化的同质化。随着独立商店的消失，街区和城镇失去了一些独特性，取而代之的是在不同地方提供相同产品的可识别连锁店。零售业的集中化也对就业动态产生了影响。虽然百货商店和零售连锁店创造了就业岗位，但这些岗位往往不如小型商店的岗位那么个性化和以客户为中心。此外，随着采购和存货决策的集中化，许多传统上与零售业相关的工作，如独立采购员的作用被削弱或取消。随着时间的推移，寡头垄断的这种主导地位引起了人们对零售多样性丧失、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以及经济力量集中的担忧。虽然消费者受益于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的便利，但许多人认为独立贸易的逐渐消失是一种文化和经济损失。
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中，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些公司有能力大量生产和分销商品，从而有可能降低成本，以更实惠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产品。乍一看，这似乎是普通消费者的福音，他们现在可以获得一系列以前被认为无法获得或过于昂贵的产品。然而，这种表面上的丰富和便利掩盖了更为复杂的现实。大公司的主导地位导致许多小企业和工匠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无法在价格或分销范围方面与大公司竞争。这些小企业往往扎根于当地社区，它们不仅带来了商品和服务，还为各自地区带来了经济活力和多样性。它们的衰落导致了商店的关闭、技术诀窍的流失和当地创业精神的丧失。更重要的是，这些小企业和工匠往往发挥着社区支柱的重要作用。小企业主不仅仅是一个销售点，他们往往参与社区活动，支持当地学校，并在所在地区的公民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他们的消亡留下了一个空白，而以盈利为目的的大型企业往往与当地的关切脱节，没有填补这个空白。其结果是商业景观的同质化和经济多样性的减少。虽然消费者能够买到更便宜的产品，但他们失去了选择和定制的机会。此外，小企业数量的减少削弱了许多社区的经济恢复能力，使一些地区更容易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归根结底，集中经济力量的代价不仅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用经济多样性、社区活力和美国社会结构的丰富性来衡量的。
新的城市文化和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
20 世纪 20 年代又称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美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十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农村生活和传统价值观向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变。新女性 "和 "艳舞女郎 "的出现象征着当时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和态度。美国人对消费主义和追求享乐越来越感兴趣。新技术和新的娱乐方式，如汽车、收音机和爵士乐，在美国大行其道。这种新的城市文化在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大城市尤为盛行。
20 世纪 20 年代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导致了产品的标准化，在消费者中形成了一种统一感。此外，这十年的经济繁荣主要是由消费支出推动的，消费者的数量可能跟不上生产的快速增长。这最终导致商品生产过剩和销售下降，造成了始于 1929 年的经济衰退。1929 年 10 月的股市崩盘标志着大萧条的开始，进一步加剧了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问题。
大众消费和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的兴起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创新。制造商通过开发新的生产和营销技术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亨利-福特（Henry Ford）等人推广的大规模生产，使得以较低成本大量生产商品成为可能。此外，广告成为吸引和说服消费者购买产品的重要工具，创造了一种消费主义文化。便捷的信贷渠道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赊购或举债购买非必需品的观念广受鄙视。然而，在这十年间，分期付款等信贷计划的推出和普及，使消费者即使没有即时资金也能购买商品。这种购买方式刺激了需求，给人一种富裕的感觉。然而，感受到这些好处的主要是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虽然因工资略有增长而受益，但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利用这一消费热潮。许多人生活在边缘，勉强维持生计。最终，这种疯狂的消费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满足了对耐用品的直接需求，他们通过购买新产品继续刺激经济的能力就会减弱。此外，许多消费者过度使用信贷造成了经济泡沫，即商品的感知价值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
20 世纪 20 年代的十年间，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发生了重大转变。赊购能力开启了消费主义新时代的大门。消费者在购物时不再受限于眼前的积蓄。由于分期付款和其他形式的消费信贷，汽车或家用电器等曾被视为奢侈品的商品变得可以为更多的人所购买。然而，这种表面上的购买便利掩盖了潜在的危险。家庭负债的增加使经济更容易受到冲击。许多消费者发现自己负债累累，远远超出了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把赌注押在了未来工资增长的承诺或经济繁荣的乐观情绪上。消费债务成为一个普遍问题，许多人没有做好准备，或者不了解其财务义务的长期影响。此外，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了利用这一新趋势，采取了更高风险的贷款做法，助长了经济泡沫。用 "保证金"（即用借来的钱购买股票）购买股票的现象激增，是这一时期信贷热的另一个例子。当信心崩溃时，这些做法扩大了股市崩盘的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末，经济开始出现放缓迹象，消费者和金融机构脆弱的债务结构加剧了这种情况。高额债务、信心下降和消费减少为随后的经济危机创造了完美的环境。以 1929 年股市崩盘为开端的大萧条凸显了过度依赖信贷的危险，以及以不可持续的消费为基础的经济的弊端。
20 世纪 20 年代的消费繁荣，虽然在大众文化中常被赞誉为繁荣和魅力的时期，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能平等分享。在城市繁荣、消费主义兴盛的同时，社会的其他部门并没有平等地从经济繁荣中受益。例如，农民经历了特别艰难的十年。一战后，欧洲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急剧下降，导致价格下跌。许多美国农民发现自己负债累累，无力偿还战争年代的贷款。不利的气候条件和农业机械化加剧了这种状况，农业机械化提高了产量，但也增加了农民的负债。这些因素导致了严重的土地危机。尽管大规模生产兴起，但产业工人的工资增长并不总是与生产率或公司利润同步。许多工人，尤其是在汽车业等快速增长的行业中，工作条件艰苦，工资相对较低，这使得他们很难进入这个新的消费时代。种族和地区的不平等也加剧了经济上的不平等。非裔美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往往被排除在许多经济机会之外，并面临种族隔离和歧视。这一切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分化，一方面是繁荣的精英阶层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从大众消费和技术进步中获益，另一方面则是边缘化的经济弱势群体。这些差距虽然被 "咆哮的二十年代 "的表面光鲜所掩盖，但却为未来几十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挑战奠定了基础。
信贷和分期付款制度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日益流行，使许多美国中产阶级有机会购买他们原本买不起的商品。消费者只需支付首期定金，然后按月付款，就可以购买汽车、冰箱和收音机等商品。这种便捷的信贷方式是这十年消费繁荣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一信贷新时代。许多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很低或不固定，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这些形式的信贷，或者即使他们有资格，他们也发现风险很大，如果他们无法支付款项，就有可能毁掉自己的生活。此外，信贷合同内容复杂，有时利率很高，有时还有误导性条款，对于那些不习惯或没有能力管理这种财务安排的人来说，还款可能会很困难。此外，尽管许多产品在技术上是信贷 "负担得起 "的，但对于那些生活贫困或接近贫困线的人来说，这些产品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例如，尽管福特的 T 型车被宣传为 "普通人 "的汽车，但许多人仍然无法实现拥有一辆汽车的梦想。这种无法获得信贷和新消费品的情况不仅强化了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经济鸿沟，而且还造成了文化鸿沟。当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生活在新奇、娱乐和现代化的世界中时，其他人却被抛在后面，从而加深了被排斥和不平等的感觉。
20 世纪 20 年代的消费繁荣通常被称为消费主义时代，它给美国人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汽车、收音机、家用电器和其他消费品的普及改变了许多美国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些创新，加上新的营销和广告方法以及更容易获得信贷，鼓励了前所未有的消费水平。然而，这一繁荣并没有使每个人平等受益。城市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充分利用了这一繁荣时代的优势，而许多工人和农村阶级却被甩在了后面。例如，农业经济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都举步维艰。农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满足欧洲的需求而增加了产量，但战后需求下降时，他们却有了剩余。农产品价格暴跌，许多农民债台高筑。在城市生活迅速现代化的同时，许多农村地区却陷入贫困。同样，尽管一些工业部门的工资有所增长，但并不总是能跟上通货膨胀或生活成本上涨的步伐。许多产业工人未能从消费繁荣中充分获益。信贷的便利虽然对那些能够获得和管理信贷的人有利，但也使一些消费者陷入无法偿还债务的困境，尤其是在面临不可预见的经济或个人情况时。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态势为 1929 年的大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奠定了基础。这十年间，消费支出激增，尤其是在汽车、收音机和家用电器等商品上。然而，一旦许多家庭拥有了这些物品，需求就开始减弱。更重要的是，信贷变得更加容易，这使得消费者能够购买这些商品，但也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因此，随着经济信心开始减弱，消费者支出放缓，部分原因是债务水平过高。与此同时，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而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来支持对商品的需求。十年末期，股市投机猖獗，许多投资者赊账购买股票，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当市场开始下滑时，为弥补利润而被迫抛售股票加速了崩盘。崩盘后，某些政治和货币干预措施，如美联储收紧货币供应和政府提高关税，阻碍了国际贸易，加剧了局势的恶化。最后，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崩溃，进一步减少了支出和投资。此外，应该指出的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问题也影响了美国经济，因为大萧条确实是一个全球现象。
20 世纪 20 年代的股市动态反映了美国经济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富裕的精英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将大量资金注入股市，押注于股市的持续增长。当市场出现疲软迹象时，他们的风险敞口使他们蒙受了巨大损失。用保证金购买股票，即用借来的钱购买股票，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高风险做法。这种做法在顺境中能提高收益，但也意味着市场相对较小的下跌就可能使投资价值化为乌有，使投资者背上超出初始投资的债务。当信心开始削弱、股价下跌时，那些用保证金买入股票的人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他们不仅看到自己的投资价值蒸发，还欠下了债主的钱。恐慌开始出现，急于抛售股票加剧了跌势，造成了市场的大崩溃。财富高度集中、无节制的投机和高额债务相结合，为 1929 年的金融灾难埋下了祸根。
20 世纪 20 年代通常被称为 "咆哮的二十年代"，见证了美国社会的彻底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刺激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大量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这些城市中心成为文化和技术创新的温床，至今仍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汽车尤其重新定义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福特 T 型车价格低廉，而且通过流水线创新实现了大规模生产，使许多美国人都能享受到汽车带来的便利。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交通，而且还带动了郊区的发展，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市中心以外的地方生活，同时在那里工作。在空间扩张的同时，摩天大楼也象征着美国达到新高度的愿望。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争相建造最高的建筑，帝国大厦就是其中的代表。百货商店，如纽约的梅西百货公司和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提供了全新的奢华购物体验，将购物转变为一种休闲追求，而非生活必需品。这些消费主义的殿堂在同一屋檐下提供了种类繁多的产品，反映了大众消费主义的兴起。娱乐文化也发生了蜕变。广播成为交流和娱乐的核心手段，使各行各业的美国人都能通过新闻、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爵士乐，以其欢快的节奏和大胆的即兴创作，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音乐，反映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活力和乐观主义。
汽车无疑是 20 世纪最具变革性的创新之一，其影响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尤为明显。在汽车大规模出现之前，美国人主要依靠铁路系统和马匹出行。汽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重塑了美国的地理和文化景观。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出现是对汽车数量增加的直接回应。这些道路方便了城市间的交通，前所未有地将城市和州连接起来。以前不存在的加油站在这些高速公路沿线变得司空见惯，往往演变成不仅提供汽油，还提供食品和住宿的综合体。汽车旅馆和汽车餐厅等新型商业的发展成为这种新型汽车文化的象征。汽车旅馆的灯光招牌和餐厅已成为美国公路的象征，以舒适的休息或热餐的承诺吸引着旅客。旅游业曾一度受到火车或马车旅行的限制，如今却蓬勃发展。国家公园、海滩和其他景点的游客越来越多，为美国人创造了新的经济和娱乐机会。但是，汽车最深远的影响可能是它在改变社会规范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对妇女而言，拥有和驾驶汽车成为自由的象征。她们不再局限于自己所在的地区，也不再依赖男人的接送。这种流动性在妇女解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她们能够以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工作、社交和参与公共生活。因此，汽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变革的推动力，它重新定义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重塑了美国的物质和文化景观。
广告与大规模生产相结合，真正彻底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并塑造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文化。产品首次被大规模生产并向大众大力推广，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消费文化。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大众文化导致了流行文化的同质化。大众电影、广播节目和杂志被广大受众消费，创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体验。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贝比-鲁斯（Babe Ruth）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等偶像家喻户晓，无论他们是生活在纽约还是中西部小镇。大众娱乐，从电影、百老汇演出到棒球比赛，变得司空见惯。尤其是电影院，在美国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市民提供了经济实惠的娱乐活动和逃避现实的机会。广播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项创新，迅速成为广播音乐、新闻和娱乐节目的首选媒体，创造了一种统一的文化体验。所有这一切都被广告所放大，广告在创造欲望文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广告不仅提供产品信息，还推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愿望。广告通常展示的是要实现的理想：更舒适的生活、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外表或最佳健康状态。普通消费者受到各种信息的轰炸，包括如何生活、穿什么、吃什么以及如何娱乐。因此，20 世纪 20 年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咆哮的二十年代"，见证了消费文化的爆炸式增长。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创新，加上日益成熟的广告技术，创造了这样一种环境，即购买商品不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也是个人表达的一种形式和归属主流文化的一种手段。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城市的变迁反映了美国社会从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消费为中心的快速转变。城市中心变得熙熙攘攘，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活动和景点。标准化的工作日，加上一些人每周五天工作制的出现，也为休闲和放松腾出了时间。爵士乐诞生于美国南部，并在新奥尔良和芝加哥等城市发展完善，很快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主旋律。爵士乐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在纽约这样的城市，爵士乐俱乐部成了聚会场所，在舞池中，种族和社会壁垒往往被打破，至少是暂时被打破。查尔斯顿舞作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舞蹈，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现象。与此同时，电影改变了美国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方式。第一部有声电影在十年末问世，开创了娱乐新时代。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和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等好莱坞明星成为文化偶像，他们的电影每周吸引数百万观众。职业体育，尤其是棒球，大受欢迎。为了容纳越来越多的观众，全国各地纷纷兴建体育场馆。贝比-鲁斯（Babe Ruth）等体育英雄受到狂热粉丝的追捧。百货商店，如纽约的梅西百货公司或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本身就成了聚会场所。这些消费主义的殿堂提供的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一种体验。餐厅、茶室和电影院往往与这些商店融为一体，使购物日成为一次完整的郊游。所有这些变化的核心是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20 世纪 20 年代的明显繁荣和宽松的信贷政策鼓励人们购买。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消费文化与美国人的身份越来越密不可分，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消费社会奠定了基础。
广播改变了美国人消费新闻和娱乐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在家中实时获取内容。以前，人们只能依靠报纸、杂志或电影院获取信息或娱乐。有了广播，这一切都改变了。每日广播迅速成为美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家人围着收音机听故事、新闻、游戏和音乐。阿莫斯与安迪》（Amos 'n' Andy）和《独行侠》（The Lone Ranger）等著名节目吸引着听众，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广播对音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广播出现之前，无论是在音乐厅、俱乐部还是私人聚会上，音乐都必须通过现场演奏才能被听到。有了广播，全国的听众都能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的声音。这有助于将爵士乐、蓝调和乡村音乐等新音乐流派推向全国舞台。广告在资助商业广播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告被整合到节目中，许多节目甚至由公司赞助，从而产生了 "由......为您带来 "等著名的短语。这种商业模式不仅为广播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资金，还帮助塑造了美国未来几十年的媒体格局。
广告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广播格局中发挥了变革性作用。广告不仅为广播内容提供资金，还帮助确定了节目的结构和形式。最受欢迎的时段往往留给大公司赞助的节目，广告信息被精心整合，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公司很快就认识到了广播的潜力，它能以个人化和直接的方式接触到广大听众。与平面广告不同，广播提供了一个听觉维度，使品牌可以通过朗朗上口的广告歌、幽默的小品和令人信服的推荐信与听众建立情感联系。此外，广告主导的商业模式使消费者购买广播接收器的成本相对较低。由于收音机价格低廉，更多的美国家庭能够拥有收音机，从而增加了广告商的潜在听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听众越多，广告商就越愿意投资广播广告，这反过来又为更好、更多样化的内容提供了资金。然而，这种模式也有批评者。一些人认为，对广告的依赖损害了节目的完整性，导致节目将重点放在吸引广告商的内容上，而不是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或文化节目。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告已成为商业广播的基石，决定了其发展和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广播迅速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新兴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由于广播几乎可以在瞬间覆盖数百万听众，它成为企业前所未有的广告工具。广播广告往往经过精心制作，不仅向听众介绍产品，还唤起人们对这些产品的渴望或需求。例如，一则冰箱广告不仅讲述了冰箱冷却食物的能力，还唤起了现代感、舒适感和进步感，这些主题都能引起当时听众的共鸣。肥皂剧因经常得到肥皂公司的赞助而被戏称为 "肥皂剧"，在这种消费文化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些每天播出的节目讲述了主人公跌宕起伏的生活，深受观众尤其是家庭主妇的喜爱。品牌知道，如果能将自己的产品巧妙地融入到这些故事中，甚至只是在休息时间做做广告，就能吸引大批忠实观众。烹饪节目是另一种有效的媒介。通过介绍新食谱和新技术，它们不仅刺激了特定食材的销售，还推广了搅拌机和电烤箱等现代家用电器。
广播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与体育的互动方式。以前，如果有人想关注体育赛事，要么亲自到现场观看，要么等待第二天报纸上的报道。随着广播的出现，体育赛事被直接传送到人们的客厅，创造了一种集体体验，邻居们聚集在一起聆听比赛或竞赛。广播不仅让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体育，还改变了人们对体育的看法以及向公众展示体育的方式。广播体育解说员必须开发一种新的方式来讲述体育运动，详细描述每一个动作，这样听众就能在脑海中想象出赛事的全貌。这种生动、充满活力的解说为人们的体育体验增添了新的维度，使每场比赛都更加激动人心。运动员也因广播而成为全国名人。棒球运动员贝比-鲁斯（Babe Ruth）或拳击运动员杰克-登普西（Jack Dempsey）之所以成为传奇人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广播使他们的事迹在其所在的城市之外广为人知。最后，广播在职业体育演变为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听众遍布全国，广告商热衷于在体育广播中投放广告，从而为联赛和球队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简而言之，广播不仅改变了公众消费体育的方式，也改变了美国职业体育的经济基础。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种族隔离在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根深蒂固，体育也不例外。尽管许多非裔美国运动员的天赋毋庸置疑，但他们往往仅仅因为肤色而被剥夺了参加最高级别比赛的机会。以棒球为例，种族隔离催生了黑人联赛，黑人球员在没有机会进入大联盟的情况下，只能在黑人联赛中相互竞争。这些联赛竞争异常激烈，培养出了棒球史上一些最伟大的天才，如萨切尔-佩奇（Satchel Paige）和乔什-吉布森（Josh Gibson）。遗憾的是，由于种族隔离，这些球员没有机会在最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技能，直到 1947 年杰基-罗宾逊（Jackie Robinson）打破了种族隔离。拳击是另一个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明显的领域。尽管一些非裔美国拳击手能够登上拳击运动的顶峰，但他们在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经常面临歧视和偏见。从学校、住房到公共场所和工作，美国社会几乎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广泛的种族隔离，而体育界的种族隔离只是其中的一种反映。这些不公正现象助长了民权运动，民权运动旨在结束种族歧视，确保人人平等，不论肤色。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体育运动在美国大受欢迎的同时，也见证了美国持续存在的深刻种族隔阂。
20 世纪 20 年代，好莱坞迅速成为电影的代名词。技术革新、人才聚集以及加利福尼亚州适宜的气候推动了电影业的快速发展。随着无声电影的发展，20 年代后期 "有声电影 "的出现，电影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电影通常以娱乐为目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逃避日常生活中残酷现实的方式。电影院或戏院成为各行各业美国人的聚集地。然而，一些电影的内容往往被认为与传统道德标准相冲突。对性、饮酒（尤其是在禁酒令期间）以及奢华、颓废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克拉拉-鲍（Clara Bow）等明星被昵称为 "It Girl"，她们是 20 年代新型自由女性的代表，但保守派往往对她们持怀疑态度。为了回应这些担忧，也为了避免政府更严格的监管，电影业于 1930 年通过了《海斯法典》（尽管直到 1934 年才完全实施）。该准则规定了电影中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内容，取消或限制了对性、犯罪和其他不道德内容的描述。还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好莱坞创造了一种大众文化，但该行业远非兼容并包。与体育界一样，种族隔离和种族成见在好莱坞司空见惯。黑人演员往往只能扮演从属或刻板的角色，很少作为主角或英雄出现。
好莱坞作为主要电影制作中心的出现对美国乃至全球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海斯法典》的实施可能引入了更严格的审查制度，但并没有抑制公众对电影的需求。事实上，电影院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改变了人们消磨闲暇时间的方式和娱乐观念。电影的影响不仅限于娱乐。好莱坞电影往往成为时尚潮流、审美标准、音乐风格甚至社会理想的展示窗口。男演员和女演员已成为偶像，影响着数百万人的愿望和行为。电影还介绍和普及了从香烟到汽车等许多产品，在电影业和其他商业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效应。电影还产生了民主化的影响。其他形式的娱乐，如戏剧或歌剧，有时被视为精英阶层的专属，而电影几乎人人都能观看，无论其社会背景、教育水平或收入如何。只需一张电影票，观众就可以逃离日常生活，沉浸在异域风情、热恋故事或惊心动魄的冒险中。这样，好莱坞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崛起不仅重新定义了文化规范和消费模式，还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娱乐与消费紧密相连的大众文化奠定了基础。
政治和社会变革，包括妇女的选举权
第 19 修正案的批准是妇女权利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其影响并不均衡。要了解这一动态，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通过了《宪法》第 13、14 和 15 条修正案，禁止奴隶制，保障黑人的公民权利和选举权。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南方州出台了 "黑人法典 "和其他法律，如吉姆-克罗法，以规避这些修正案，限制非裔美国人的权利。这些限制包括识字测试、人头税和 "祖父条款"，旨在阻止黑人投票，同时允许贫穷的白人避开这些障碍。第 19 项修正案于 1920 年获得批准，保障了妇女的投票权，这些制度和法律障碍也影响到了黑人妇女。虽然白人妇女从新的投票权中受益，但许多黑人妇女仍然无法投票，尤其是在南方。还必须指出的是，妇女选举权运动并非没有种族主义。一些白人参选者为了赢得南方白人男性的支持，将黑人妇女边缘化或排除在运动之外，认为白人妇女的投票权有利于维护 "白人至上"。非裔美国民权活动家艾达-威尔斯（Ida B. Wells）等人在女权运动中与这些种族主义倾向进行了斗争。
第 19 项修正案的批准标志着妇女权利史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立法变革并没有立即转化为社会各领域的完全平等。正式承认妇女的选举权并不能保证消除几个世纪以来盛行的传统观念或父权制社会结构。20 世纪初，对 "女性 "的主流看法深深植根于传统的社会角色。妇女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天生的母亲、妻子和家庭看护人。社会规范、教育机构甚至当时的流行文学都强化了这些定型观念。尽管妇女选举权为妇女更多地参与公民生活打开了大门，但更广泛的平等仍然面临着文化和结构上的障碍。大多数女性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高等教育，职业机会也很有限。传统上向妇女开放的职业往往被视为其家庭角色的延伸，如教师或护士。更有甚者，即使女性试图涉足传统上属于男性的领域，她们也常常会遇到系统性的障碍。例如，在法律或医疗行业，女性可能会被拒绝进入专业学校或被排除在主流专业组织之外。尽管存在这些障碍，20 世纪 20 年代还是出现了新的女性形象，特别是 "艳舞女郎 "的形象--她们是敢于挑战传统行为和时尚规范的年轻女性。然而，即使是这些形象，也常常带有矛盾的色彩，因为她们偏离传统规范的行为既受到赞美，也受到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立法的进步与进步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帮助破坏了父权制结构，扩大了妇女的机会。然而，正式权利与妇女日常现实之间的差距凸显出，立法变革虽然至关重要，但只是实现真正性别平等征程的一部分。
1920 年批准第 19 项修正案是重要的一步，但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远未结束。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兴起，重点关注妇女的生育权、平等就业、教育和其他公民权利等问题。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格洛丽娅-斯坦因（Gloria Steinem）和贝拉-阿布祖格（Bella Abzug）等标志性人物在领导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弗里丹于 1963 年出版的《女性的神秘面纱》一书通常被认为是掀起这股新的女权运动浪潮的功臣。1966 年，全国妇女组织（NOW）等团体也在这一时期诞生，其宗旨是让妇女充分参与社会，无论是工作场所、教育还是政治。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一时期也充满了争议和紧张，尤其是在堕胎、性行为和性别角色等问题上。20 世纪 70 年代试图批准《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就是这些紧张关系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尽管该修正案得到了许多女权主义者的支持，但最终还是在有组织的反对声中失败了。尽管如此，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为后来的许多进步奠定了基础。它提高了公众对许多妇女权利问题的认识，帮助建立了妇女权利组织和倡导者的基础设施，这些组织和倡导者至今仍在继续倡导性别平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第三和第四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兴起，妇女的权利和角色不断演变，解决了交叉性、性别认同和 LGBTQ+ 权利等问题。虽然要实现真正的平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权运动塑造并影响了美国政治和社会格局的演变。
然而，其他女权运动则关注文化和社会问题，寻求挑战和改变性别规范以及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她们认为，真正的解放不仅来自于法律的改变，还来自于对妇女和性别角色的思想和态度的转变。对这些女权主义者来说，解决文化和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厌女症、性别歧视和父权制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些问题使妇女长期遭受压迫。此外，还存在基于种族、阶级和性取向等因素的分歧。例如，一些黑人女权主义者认为，白人主导的女权运动没有解决黑人妇女的具体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交叉点。为了解决这些独特的问题，成立了全国黑人女权组织等组织。关于如何最好地实现变革，也存在争论。一些女权主义者倾向于采取更加激进的方式，寻求推翻现有的父权制结构，而另一些则采取更加改革的方式，在体制内努力实现渐进式变革。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女权运动的这些不同方面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促进妇女权利做出了贡献。致力于政治和法律问题的女权主义者实现了政策和法律的具体变革，而关注文化问题的女权主义者则帮助转变了人们对妇女和性别角色的态度和观念。
例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就深受这些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妇女开始要求获得避孕、堕胎和完全自主决定生育的权利。我的身体，我做主 "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口号。对社会规范的质疑也促使人们深入探讨作为女性的意义。女权主义者批评了媒体和流行文化对女性的描绘方式，这种方式往往将女性简化为刻板印象或将女性性化。因此，她们提出了关于个人解放、自我接纳和打破传统规范的观点。此外，在这一时期的女权运动中还出现了意识团体，妇女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个人经历，分享自己的故事。这些团体为妇女提供了一个表达自我、与他人交流的空间，并使她们意识到影响所有妇女的系统性问题。这场运动还包括性取向问题。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许多女权主义者支持妇女有权定义自己的性取向，反对异性恋。这些挑战和重新定义社会规范的努力并非没有阻力。许多社会阶层认为这些变革威胁到了既有的社会秩序。然而，尽管面临挑战，这些女权主义者还是为一场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运动奠定了基础，她们倡导选择、接受和个人自由的理念。
第 19 条修正案批准后，女权运动内部出现了分裂，这表明美国妇女的关切和经历多种多样。普选权一旦实现，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就引起了各种反应。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女权主义者关注经济平等问题，为妇女争取同工同酬法和劳工权利。其他女权主义者则致力于和平主义事业，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则关注性和生殖问题。然而，在这一时期，女权运动主要由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主导，有色人种妇女、工人阶级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所关注的问题往往被忽视或被置于次要地位。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 "第二波 "女权运动代表了女权运动的复兴。它受到了当时其他社会运动的影响，如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这一时期，人们重新关注生殖权利、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工作场所平等等问题。此外，第二次浪潮的特点是对运动中的多样性和交叉性的认识有所提高。Audre Lorde、Bell hooks 和 Gloria Anzaldúa 等女权主义者强调了考虑有色人种妇女、LGBTQ+ 妇女和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妇女的经历的重要性。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运动内部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对优先事项、策略和理念存在争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动态不断演变和转变，女权主义作为一项运动，仍然是一个辩论、创新和变革的空间。
20 世纪 20 年代妇女解放是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率普遍下降。出生率下降意味着妇女受到的限制和承担的责任减少，使她们有机会追求事业和参与家庭以外的活动。与此同时，新家用技术的引入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冰箱、洗衣机和吸尘器等家用电器简化并加快了家务劳动的速度。因此，妇女能够节省时间，从而有更多的自由从事其他活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了中等和高等教育，提高了她们的知识自主性，拓宽了她们的职业视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容低估。由于许多男人都去了前线，妇女不得不填补职业空白。尽管许多妇女在战后被迫重返家庭生活，但她们的经历表明，她们可以从事以前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的工作，尽管她们的工资往往较低。文化和社会的变化在时尚界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短裙的采用和紧身胸衣的摒弃，女性着装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少。这些服装选择表面上看是肤浅的，但却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和自主的深切渴望。此外，随着避孕药具的普及，女性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和生育能力有了更大的控制权。最后，文学和电影等艺术在塑造女性独立自主的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 世纪 20 年代大胆的年轻女性 "艳舞女郎 "的形象已成为自由、生活乐趣和质疑既定规范的象征。然而，应该强调的是，尽管取得了这些重大进步，但许多对妇女的不平等和歧视依然存在。
这一时期出生率的下降对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需要抚养的子女减少，意味着在养育子女方面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减少。这为许多妇女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使她们能够探索以前从未考虑过的途径。中产阶级妇女尤其是这一人口结构转型的主要受益者。她们通常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多关于节育方法的信息，从而能够对计划生育做出明智的选择。财政资源也使她们能够获得节育等资源，甚至能够雇人帮忙做家务，从而腾出更多的时间。这些额外的空闲时间往往被投入到教育、工作、休闲或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中。这些发展对重新定义妇女的角色以及挑战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规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 世纪初，新家政技术的引入标志着许多妇女日常生活的一场革命。由于洗衣机、吸尘器和冰箱等发明的出现，以往费时费力的家务劳动得以简化和自动化。这些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创新，在 20 世纪 20 年代实际上是进步和现代化的象征。由于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减少，妇女能够更多地参与家庭以外的活动。这为妇女更多地参与职业、教育和社会生活铺平了道路。例如，她们可以重返校园，加入劳动力市场，或参与社会运动和休闲活动。这一转变不仅促进了妇女解放，还挑战并重新定义了与女性相关的传统角色。家庭不再是妇女表达和实现自我的唯一领域，社会逐渐开始承认并重视她们在公共生活其他领域的贡献。
20 世纪 20 年代，出生率下降和家用技术的出现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促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些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妇女角色的看法，使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灵活性去追求传统家庭框架之外的理想。然而，尽管这一进步意义重大，但并不一定伴随着社会态度或立法框架的彻底改变。体制和文化障碍依然严重。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受教育机会还是在行使公民权利方面，妇女仍然面临系统性歧视。不可否认，20 世纪 20 年代为妇女社会地位的重大转变奠定了基础。然而，直到几十年后，特别是随着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女权运动的兴起，这些文化变革才转化为重大的立法改革，保障妇女享有更加具体和广泛的平等权利。
20 世纪 20 年代出生率的下降对家庭结构和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子女较少的家庭可以为每个子女投入更多的资源。因此，教育的价值也随之提高。中学曾被视为许多人的奢侈品，如今已成为教育历程中的一个普通阶段。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扩大了。这种受教育时间延长的趋势也延长了青壮年在家的时间。因此，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人生的其他关键阶段，如结婚或组建家庭。因此，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延长了，导致了社会关于成年的规范的重构。
20 世纪 20 年代的社会经济转型在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它日益转向以服务和办公室职业为基础的模式。这种转变需要受过更多教育、技能更高的劳动力，以满足新兴白领工作的需求。因此，教育不仅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鼓励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以掌握专业技能，获得这些更有利可图和稳定的工作。大学和职业学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学生从事法律、医学、商业和工程等领域的职业做好准备。这一现象也对社会经济动态产生了影响。对教育的重视加强了体力劳动者与智力职业者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逐渐扩大了社会经济差距，教育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经济流动性的关键指标。
通过花更多的时间在学校，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能够经历一个更长的个人和学术探索阶段。这一时期通常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联系在一起，已成为形成身份认同、发展批判性思维和深入学习特定领域知识的重要阶段。它还促进了一种独特的青年文化的出现。无论是在学校、大学还是在其他社会环境中，青年人通过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形成了社 区，创造了亚文化，对音乐、时尚、艺术和流行文化的其他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经济角度看，继续深造的决定通常会给个人带来积极的投资回报。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些年轻人能够竞争收入更高的工作和更高级的职业机会。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整体经济增长，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通常更具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最后，这一发展也对家庭和代际关系产生了影响。由于年轻人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时间更长，或在学习期间在经济上依赖父母，这就改变了家庭的动态关系，往往在加强联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紧张关系。
艺术和文化运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通常被称为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一个文化和社会蓬勃发展的时期，其标志是一种深刻的实验精神和对传统规范的反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这种态势与技术创新和人口变化相结合，催化了一场文化变革。爵士乐在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艾灵顿公爵等偶像的引领下崭露头角，象征着那个时代的自由与创新。文学作品也反映了这种精神，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等作家探讨了自由、反叛和幻灭等主题。与此同时，时尚界的女性开始采用短裙和大胆的发型，体现了女性独立的新时代。这个时代还以禁酒为标志，尽管禁酒有其道德意图，但往往会催生更多恶习，尤其是地下酒吧和有组织犯罪的兴起。与此同时，好莱坞成为世界电影的神经中枢，无声电影让位于有声电影，查理-卓别林等演员成为标志性人物。然而，这十年也并非没有矛盾。哈莱姆文艺复兴彰显了非裔美国人的文化贡献，但美国仍然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此外，本土主义运动导致了对移民的严格限制。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 20 世纪 20 年代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既有文化的繁荣，又有社会的紧张。
在文学方面，20 世纪 20 年代的特点是一代创新作家的崛起，他们深深地沉浸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些作家通常被称为 "迷惘的一代"，他们捕捉到了战后时代的精髓，在战壕和战场的残酷现实面前，旧的理想似乎已经崩溃。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等作品中，以其闲适的文风和直接的散文描绘了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和对真实性的追求。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了不起的盖茨比》（Gatsby the Magnificent）等作品中捕捉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奢华和肤浅，同时强调了美国梦的虚无。T.S.艾略特的作品虽然更为抽象，但他却在《荒原》等诗作中探讨了文化的支离破碎和道德凝聚力的丧失。这些作家和其他作家不仅描绘了一个时代，还对社会的根本基础提出了质疑，他们对现代世界的看法往往是暗淡的，但却具有深刻的反思性。
20 世纪 20 年代，艺术界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变革，摒弃了传统习俗，转而接受前卫的理念和技术。现代主义成为主流趋势，鼓励艺术家们与过去决裂，采用创新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对当代世界的看法。在涌现出的各种风格运动中，装饰艺术因其创新与美学的融合而脱颖而出。凭借简洁的线条、几何图案和大胆的色调，装饰艺术体现在从建筑到装饰艺术的方方面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和活力。与此同时，爵士乐在美国音乐界兴起，爵士乐体现了城市生活的自由、随性和节奏。新奥尔良和芝加哥等城市成为爵士乐的创新中心，但正是在纽约，特别是在哈莱姆区，哈莱姆文艺复兴生根发芽。这场文化艺术运动弘扬了非洲裔美国人的特性、表达方式和创造力，产生了大量文学、音乐和艺术杰作，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20 世纪 20 年代是电影业的决定性时代。在这一时期，好莱坞巩固了其作为世界电影之都的地位，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导演、编剧和演员，他们都渴望成为这台蓬勃发展的造梦机器的一部分。但这十年中最引人注目的创新之一是将声音引入电影。随着 1927 年《爵士歌手》的上映，在此之前一直主导银幕的无声电影开始让位于有声电影。这一转变并非没有问题，许多默片时代的演员发现很难适应有声电影这一新的维度，有些人甚至因为声音或口音问题而导致事业下滑。在这场技术革命的同时，电影业还出现了 "明星制"。制片厂意识到，吸引观众的不仅是故事本身，还有扮演故事的演员。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和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等明星成为了偶像，他们在银幕内外的生活受到了数百万影迷的热烈追捧。电影制片厂利用这种迷恋，精心控制明星的公众形象，创造了一个至今仍生机勃勃的魅力产业。这样，20 年代不仅重新定义了电影的制作和消费方式，也为现代名人文化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20 年代通常被称为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 20 世纪文化和艺术史上至关重要的十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一时期，人们对复兴有着强烈的渴望，渴求实验，摒弃过去的传统。在文学方面，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等作家捕捉到了这一时期的精髓，他们既表达了青春的激情，也表达了对未实现的现代性承诺的某种幻灭感。他们的作品深深扎根于当时的现实和矛盾之中，至今仍在影响着作家和读者。在艺术方面，现代主义和装饰艺术以简化的形式、几何图案和对现代性的赞美，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看法。乔治亚-奥基弗（Georgia O'Keeffe）和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等艺术家为美国经验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将现代性与怀旧结合在一起。音乐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变化，爵士乐的出现深深扎根于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影响了从电影到舞蹈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同时，哈莱姆文艺复兴彰显了非裔美国人的巨大才华和创造力，重新定义了整个美国文化。好莱坞随着有声电影的兴起和创新，重新定义了娱乐业，并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电影业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20 年代是一个文化发酵的时期，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受时代快速变革的影响，不断突破艺术表达的界限，留下了持久的遗产，至今仍在影响着艺术和文化。
文学之花
在文学全景中，20 世纪 20 年代为美国的社会文化变革提供了一幅丰富而细微的图景。城市的快速发展、技术的兴起以及城市景观的转变，让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既兴奋又失望。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引发了疏离感和孤独感，尤其是因为工业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由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推广的 "迷惘的一代 "的作家们感受到了新旧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挑战了他们以往的许多信念，往往使他们幻想破灭。战争的恐怖和混乱打破了许多人对人类进步的幻想，这一代作家试图从新的现实中寻找意义。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等作家在《了不起的盖茨比》（Gatsby the Magnificent）一书中描绘了 20 世纪 20 年代诱人但最终空洞的繁荣景象，展示了肆无忌惮地追求美国梦可能导致的幻灭。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等作品中探讨了退伍军人在一个似乎失去了自己的世界中寻找目标的幻灭感。由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速度和现代性正在侵蚀旧有的确定性的感觉而产生的疏离感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幻灭感和疏离感是这一剧烈变革时期的写照，当时旧世界和新现实往往显得格格不入。
20 世纪 20 年代是美国文学的关键时期，涌现出一批反映时代动荡和变革的作家。迷惘的一代 "的出现标志着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出现了转折点。这一说法出自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之手，指的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受战争创伤和社会变革影响的一批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等作品中，以其简洁直接的散文捕捉到了这种幻灭感的本质，描绘了一代年轻人在战后世界中寻找意义的情景。他笔下的人物常常被战时经历所困扰，反映了一个正在努力从冲突留下的伤痕中恢复的社会。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则深入 "咆哮的二十年代 "的中心，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活力与空虚。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他探讨了对美国梦的疯狂追求，以及其中的种种承诺和失望。人物奢华的派对和愿望掩盖了深深的忧郁和失败感。T.S. 艾略特虽然是英国人，但他对现代失意的诗意探索也影响了这一时期。"荒原》也许是这一时期最凄美的写照，这首诗描绘了一个支离破碎、荒凉的世界对精神的追寻。这些作家和其他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而且继续影响着我们对现代世界的理解。他们揭露了当代社会表层的裂缝，提出了关于人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生存的意义、价值和本质的根本性问题。
20 世纪 20 年代通常被称为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美国社会和文化大动荡的时期。这是一个疆界扩大、流行文化兴起、传统观念受到挑战的时代。这十年的文学必然会反映出这些动荡不安的运动。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大规模移民。许多作家，如安齐娅-叶齐耶斯卡（Anzia Yezierska）在她的小说《送面包的人》中，描写了移民在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和融入美国社会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些新移民所面临的挑战、紧张和渴望已成为许多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题。城市地区的迅速崛起和农村地区的相对衰落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了影响。城市以其无限的活力、多样性和现代性，成为描写野心、幻灭和寻找身份的故事的背景。例如，辛克莱-刘易斯在《巴比特》中批评了小镇中产阶级的虚伪和墨守成规。就妇女角色的变化而言，20 世纪 20 年代的文学作品既反映了她们争取平等的斗争，也反映了她们对独立的渴望。在 1920 年获得选举权后，女性开始进入工作、文化生活和公共生活领域。泽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和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等作家探讨了传统期望与女性开始接受的新自由之间的矛盾。这些主题以及其他主题表明，20 世纪 20 年代的作家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有着深刻的联系。他们以创造力和洞察力回应了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挑战，而这种创造力和洞察力将继续照亮我们对这个丰富而复杂的时代的理解。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强调消费主义和技术进步，提供了大量机会，但也创造了一个日益注重物质主义的社会。摩天大楼在各大城市拔地而起，股票市场上升到令人目眩的高度，汽车成为自由和成功的象征。然而，这种繁荣往往掩盖了潜在的空虚，当时的许多作家很快就指出了这一点。
最能体现这一观点的小说可能是 F. Scott Fitzgerald 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通过杰伊-盖茨比的悲剧故事，描述了一个表面上的成功和魅力掩盖着肤浅、幻灭和绝望的世界。盖茨比虽然富有，但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孤独的人，追求的是理想化的、遥不可及的幸福愿景。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也探讨了幻灭感。这部小说以一群旅居巴黎的美国人为中心，描绘了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创伤的一代人，他们无法在战后社会中找到意义或满足感。辛克莱-刘易斯则批判了美国社会的虚伪和墨守成规。在《巴比特》一书中，刘易斯塑造了一个成功但不满的商人形象，他被困在墨守成规和物质主义的社会生活中。同样，T.S. 艾略特虽然是英国人，却在他的诗作《荒原》中抓住了这种幻灭感的本质，描绘了一个缺乏意义和精神的战后世界。因此，尽管 20 世纪 20 年代是一个繁荣和创新的时代，但其特点也是对社会真正价值的深刻质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著名作家都用他们的艺术作品来探究和批判美国经验中往往充满矛盾的核心问题。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以其简洁的散文和独特的风格，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欧洲的生活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 世纪 20 年代，他生活在巴黎，与其他美国侨民以及格特鲁德-斯坦因、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詹姆斯-乔伊斯等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人物朝夕相处。在巴黎艺术氛围的熏陶下，他接触到了当代文学的最前沿，也磨练了自己的写作风格。"1926 年首次出版的《太阳照常升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以巴黎和西班牙为背景，捕捉到了 "迷惘的一代 "的精髓。"迷惘的一代 "是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提出的一个流行词，海明威本人在书中的序言中也提到了这个词。书中的人物和杰克-巴恩斯一样，都带着战争留下的身体和精神创伤，在这个似乎失去了方向的世界中寻求意义和慰藉。"《永别了，武器》写于稍后的 1929 年，也是对战争的反思，但方式更直接、更个人化。小说部分取材于海明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美国救护车司机弗雷德里克-亨利和英国护士凯瑟琳-巴克利的爱情悲剧。海明威在全书中探讨了爱情、战争、死亡和荒诞的生存主题。这些作品展现了海明威以简练的文字传达丰富情感的能力。他的文风简洁、直接，以短句和尖锐的对话为特色，被视为对其前辈华丽散文的反动。然而，撇开技巧不谈，他的小说深刻地、有时甚至令人心碎地揭示了因战争和变革而错位的世界中的人类境况。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爵士乐时代和 20 世纪 20 年代的杰出编年史家。他的作品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活力与奔放，也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脆弱与虚无。他的散文抒情而富有诗意，准确地描绘了一个沉迷于财富、名人和奇观的社会，同时强调了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往往潜藏着的肤浅和空虚。在 1925 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描写了神秘的百万富翁杰伊-盖茨比的崛起和悲惨的堕落，他举办奢华派对，希望赢回他的爱人黛西-布坎南。通过盖茨比的故事，菲茨杰拉德探讨了 "美国梦 "的理念--相信任何人，无论出身如何，都可以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获得成功和幸福。然而，小说暗示，这个梦想最终是无法实现的，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幻觉，会导致失望和毁灭。"1934年首次出版的《夜色温柔》是另一部探讨幻灭和颓废的小说。小说讲述了天才精神病学家迪克-迪弗和他的妻子妮可的故事，妮可是他治愈的病人，并与他结了婚。这对夫妇游走于欧洲上流社会的社交圈，但在光鲜奢华的背后，却是背叛、精神不稳定和道德崩溃的黑暗现实。菲茨杰拉德醉心于美国社会的矛盾--崇高理想与往往肮脏的日常生活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特别擅长描绘梦想的脆弱和荣耀的短暂。在他的作品中，美丽与悲伤并存，反映了人类经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F. 无可争议，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是对美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他对那个时代进行了深刻的描绘。他的作品反映了对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肆无忌惮的物质主义的尖锐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空前繁荣，但同时也出现了文化和精神的空虚。菲茨杰拉德关注的是美国梦光鲜诱人的外表，揭示的却是其裂缝、空洞和阴影。他对富裕社会阶层的深入观察揭示了一个奢靡派对和颓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对短暂快乐的疯狂追求往往隐藏着深深的绝望和失落感。他描绘了一个镀金的精英阶层，尽管他们拥有特权和财富，但却陷入了对地位和认可的不懈追求中，这往往损害了真正的人际关系和道德感。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就体现了这种批判。主人公杰伊-盖茨比拥有财富、魅力和野心，但他终究是一个极度孤独的人，沉迷于理想化的过去，无法在当下找到真正的意义。小说表明，尽管物质生活富足，但精神和情感上的空虚依然存在。在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兴衰、道德败坏和幻灭的主题无处不在。他善于捕捉美国人经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使他成为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记录者，他的观察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哈莱姆文艺复兴无疑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运动之一。它是非裔美国人创造力和表现力的熔炉，留下了流传至今的遗产。虽然文艺复兴在地理上位于曼哈顿北部的哈莱姆区，但它远远超出了该区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它是黑人文化的一次大爆发，向美国和全世界展示了非洲裔美国人经历和表达的深度、复杂性和多样性。文艺复兴时期的主人公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当时持续存在的种族成见和不公正现象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和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等文学家用诗歌、小说和散文来探讨非裔美国人的生活、愿望和挫折。他们的作品探讨了美国黑人生活的快乐与痛苦，以及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侵蚀作用。在音乐方面，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爵士乐和蓝调音乐蓬勃发展，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和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等艺术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听众。这些音乐流派不仅为这一充满活力的时期提供了背景音乐，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不同流派的音乐家。视觉艺术也蓬勃发展。亚伦-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和雅各布-劳伦斯（Jacob Lawrence）等艺术家创作出了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在赞美黑人文化的同时，也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进行了评论。最后，"哈莱姆文艺复兴 "时期也是知识分子积极行动的时代。W.E.B. Du Bois 和 Marcus Garvey 等人倡导民权、教育和黑人社区的更大自治。这一时期充满了艺术创新和政治挑战，在美国文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塑造了美国黑人的身份，改变了美国人看待（和倾听）黑人公民的方式。
哈莱姆文艺复兴
哈莱姆文艺复兴不仅标志着一个文化勃兴的时刻，也是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政治舞台上争取自己地位的平台。事实上，这场运动并不局限于艺术创作：它还延伸到政治和社会领域，成为对种族、阶级和民权进行反思的时期。从字面上看，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和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等标志性人物用他们的笔探索和表达了美国黑人生活的复杂性。他们的作品涉及自豪感、疏离感、对平等的渴望以及黑人文化之美等主题。在音乐方面，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是爵士乐的关键时期，艾灵顿公爵、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贝西-史密斯等艺术家将这一美国南方音乐流派带到了纽约的城市舞台。此外，蓝调、福音和其他形式的音乐也在这一时期找到了平台和更广泛的听众。在视觉上，亚伦-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奥古斯塔-萨维奇（Augusta Savage）和罗马雷-比尔登（Romare Bearden）等艺术家通过绘画、雕塑和其他视觉艺术形式捕捉到了这一运动的精髓，他们利用非裔美国人的主题和图案讲述了奋斗、胜利和美丽的故事。最后，哈莱姆文艺复兴不仅是一场文化复兴，也是一场思想复兴。W.E.B. Du Bois、Alain Locke 和 Marcus Garvey 等领袖和思想家鼓励人们就种族、平等和非裔美国人的地位展开辩论。
哈莱姆文艺复兴诞生于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即大迁徙之后，数百万非裔美国人从南方农村迁往北方城市中心。这次大规模移民是为了寻找经济机会，摆脱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压迫。然而，到达北方后，尽管非裔美国人发现经济状况相对有所改善，但他们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种族歧视、仇外心理以及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争夺资源。面对这些挑战，哈莱姆区和其他城市飞地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利用艺术、音乐、文学和戏剧作为自卫和表达的手段。非裔美国人通过挑战主流的陈规陋习，坚持自己的形象和身份，开始重新定义美国黑人的含义。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等人以其充满活力的诗歌赞美了黑人生活的美丽和复杂性，他们的作品探索了非裔美国人丰富的传统，挑战了陈规陋习，为非裔美国人塑造了更加细致入微和正面的形象。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和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等音乐家打破了种族壁垒，使黑人音乐获得了更广泛的听众，其艺术价值也得到了认可。此外，由杜波依斯（W.E.B. Du Bois）主编、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出版的《危机》或查尔斯-S-约翰逊（Charles S. Johnson）主编的《机会》等杂志，为黑人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平台，突出了黑人社区的具体问题，宣传了进步和解放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是一场赋权运动。在非裔美国人社区迫切需要自豪感、团结感和认同感的时候，它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感觉。它是反抗压迫的呐喊，是对黑人生活的美丽、价值和尊严的肯定。
哈莱姆文艺复兴除了对文学和艺术的宝贵贡献外，还是非洲裔美国人在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背景下的经历的生动宣言。在这一觉醒时期，黑人的创造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们挑战种族成见，在往往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寻求重塑黑人身份。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等作家探索了黑人生活的复杂性，将欢乐、痛苦、希望和绝望融为一体，表现了黑人往往被边缘化的经历。例如，休斯在他的名诗《黑人谈论河流》中，将非裔美国人与古老的非洲文明联系在一起，唤起了人们对祖先的自豪感。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的诗歌《如果我们必须死》（"If We Must Die"）表达了面对压迫时的反抗和尊严。另一方面，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深入研究了美国南部农村的文化，关注非洲裔美国人的习俗、语言和传统，展现了黑人生活中往往被主流社会忽视或嘲笑的一面。他的小说《他们的眼睛在注视着上帝》（They Eyes Were Watching God）是一个关于爱情、独立和寻求身份认同的震撼人心的故事。在艺术方面，亚伦-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等人的作品融合了非洲艺术元素和现代主义主题，捕捉到了这个时代的精髓。他的插图经常被用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出版物中，反映了该运动在非洲过去和当代非洲裔美国人经历之间创造一种共生关系的雄心壮志。戏剧和音乐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 "琼斯皇帝 "等以黑人为主角的戏剧打破了戏剧传统。诞生于南方黑人音乐传统的爵士乐成为这个时代的声音表达方式，艾灵顿公爵、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贝西-史密斯等传奇人物重新定义了美国的音乐版图。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他们的影响跨越了时间和文化的界限，对美国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以其诗意的抒情捕捉到了非裔美国人生活的本质、梦想、希望和奋斗。他的诗歌《我也是》有力地肯定了非裔美国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对当时种族隔离和不平等现象的直接回应。佐拉-尼尔-赫斯顿打破常规，关注南方黑人妇女的生活，将民间传说与现实主义融为一体。"她们的眼睛在注视着上帝》证明了她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女性独立、爱情和寻找身份认同的主题。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虽然与哈莱姆文艺复兴稍晚的时代有关，但他在《到山上去讲》和《一个土著儿子的笔记》等作品中直面种族、性和宗教问题，继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遗产。在视觉艺术方面，亚伦-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将非洲艺术元素与现代主义相融合，创作出了象征着非裔美国人的奋斗和愿望的作品。雅各布-劳伦斯（Jacob Lawrence）通过他的系列绘画作品讲述故事，特别是他的 "迁徙 "系列，描绘了黑人从南方农村向北方工业城市的大规模迁移。罗玛尔-比尔登以其富有表现力的拼贴画捕捉了黑人城市生活的动态，将现实与抽象融为一体。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和他的乐队彻底改变了爵士乐，将爵士乐的复杂性和精致性推向了新的高度。蓝调女皇 "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的歌声充满力量和情感，捕捉到了南方黑人生活的精髓。这些艺术家以各自的方式不仅影响了非裔美国人的文化，还推动美国社会正视自身的偏见和不平等，同时以优美深邃的作品丰富了美国的艺术全景。
哈莱姆文艺复兴不仅是一场艺术表现形式的爆炸，也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在种族隔离盛行、"吉姆-克罗 "法律牢固确立之时，这一时期诞生了新的黑人意识和共同认同感。非裔美国人将艺术作为一种手段，挑战对自己的刻板印象，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争取公民平等。爵士乐和蓝调音乐尤其成为表达非裔美国人的痛苦、欢乐、爱、失落、不公和希望的工具。这些音乐流派源于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所产生的反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家乡社区，并对美国和世界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莱姆和芝加哥的俱乐部和爵士乐场景吸引了多种族听众，打破了当时的一些种族壁垒。哈莱姆的棉花俱乐部等场所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吸引了来自各地的知名艺术家和观众前来欣赏音乐和繁荣的文化。在文学作品中，非洲裔美国作家涉及的主题包括种族主义、融合、黑人自豪感、北方与南方的动态以及黑人社区关注的许多其他主题。这些作品引发了人们对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的思考和对话。归根结底，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非裔美国人不仅颂扬了他们独特的文化遗产，还强烈维护了他们的平等、正义和言论自由权。这场运动为后来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进步奠定了基础，包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
爵士乐和蓝调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基本支柱，是这一创造和肯定时期的声音背景。这些流派纯粹表达了非裔美国人经历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捕捉到了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幻灭。爵士乐是一场音乐革命，它融合了从非洲节奏到欧洲旋律的多种影响，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声音，反映了黑人散居地的独特经历。哈莱姆的爵士乐俱乐部，如前面提到的棉花俱乐部（Cotton Club）和萨沃伊舞厅（Savoy Ballroom），成为这种音乐蓬勃发展的场所，也是各种背景的音乐家和听众汇聚一堂的地方。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与他的管弦乐队一起，将古典管弦乐与爵士乐即兴演奏融为一体，成为高雅爵士乐的代言人。他不仅在音乐上才华横溢，而且还能创作出讲述故事和唤起情感的乐曲，因此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则带来了自发性和创新意识，他以独特的嗓音和别出心裁的即兴演奏彻底改变了小号演奏和演唱。他将情感注入每个音符的能力使他的音乐成为永恒。这些音乐家以及那个时代其他音乐家的流行帮助爵士乐和蓝调音乐提升到了美国核心艺术形式的地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家，为丰富美国文化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影响超越了黑人社区，打破了种族和文化壁垒，使爵士乐成为一种受到普遍尊重的音乐流派。
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在表达和传播非裔美国人的声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超越了哈莱姆或黑人社区的界限。这些作家利用笔力描绘了非裔美国人的复杂经历，这些经历往往与美国主流文化中对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形成鲜明对比。兰斯顿-休斯等作家在抨击社会不公和歧视的同时，也表达了对黑人文化的自豪。他的诗歌《黑人说河》是对非洲起源和非洲移民社群共同遗产的颂歌。休斯与其他作家一起，将文学作为重申非洲裔美国人文化的尊严、美丽和丰富性的一种手段。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长篇小说《他们的眼睛在注视着上帝》（They Eyes Were Watching God）对南方农村黑人妇女的生活和爱情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对她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一反通常的漫画形象。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的诗歌《如果我们必须死》捕捉到了面对压迫时的反抗情绪。他的作品表达了在种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代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作为哲学家和编辑，阿兰-洛克在其颇具影响力的选集《新黑人》中帮助宣传和出版了其中许多作家的作品，该选集成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宣言书。在有色人种协进会出版的《危机》和全国城市联盟出版的《机会》等杂志上发表这些作品，有助于广泛接触不同的读者。当时的许多白人文化精英被这种艺术活力所吸引，也帮助宣传和资助了许多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
W. 杜波依斯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
马库斯-加维，1924 年
1920 年联非盟创建的红、黑、绿三色旗帜。
W.E.B. 杜波依斯是美国民权史和二十世纪思想发展史上的不朽人物。他在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广泛而深刻的贡献。他 1903 年的作品《黑人的灵魂》可能是最著名的作品。这本论文集探讨了 "双重意识 "的概念，杜波依斯将这种感觉描述为总是被 "自己以外的眼睛观察"。这种感觉与非裔美国人尤为相关，因为他们不得不在黑人身份与美国理想之间不断挣扎。1909 年，杜波依斯成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创始人之一。他担任该组织杂志《危机》的编辑长达近 25 年，利用这一平台宣传非裔美国人的文学、艺术和政治。杜波依斯和布克-华盛顿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两位非裔美国人，但在非裔美国人应如何处理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上，他们却有着不同的理念。华盛顿主张采取一种更具和解性的方法，建议非裔美国人暂时接受种族隔离，集中精力通过教育和工作来提升自己，而杜博伊斯则反对这种观点。他主张开展传统教育，直接和立即抵制种族隔离和歧视。此外，杜波依斯认为，非裔美国人的命运将取决于其人口中十分之一的人的努力和领导，他称之为 "有才能的十分之一"。他相信，通过高等教育和公民参与，这部分人可以站在争取权利和平等的最前沿。晚年的杜波依斯越来越多地参与泛非和国际事务。他帮助创建了多个泛非大会，并致力于世界和平与裁军事业。W.E.B. 杜波依斯的生活和工作不仅影响了哈莱姆文艺复兴和民权运动，还影响了非裔美国人研究和社会学思想。他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W.E.B. 杜波依斯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人物，在塑造这一时期的思想和政治话语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的《危机》不仅为非裔美国人的文学、艺术和社会评论提供了空间，还为捍卫公民权利、促进种族平等和谴责种族主义提供了空间。杜波依斯的影响力使《危机》成为非裔美国人社区读者最多的杂志之一，帮助人们了解黑人作家、诗人、艺术家和记者的才华，否则他们可能会被忽视或边缘化。他在有色人种协进会中的作用同样重要。作为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领导该组织走过最初的几十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非裔美国人争取教育、选举权和其他基本权利。他的积极行动和奉献精神极大地推动了随后几十年的民权运动，为民权运动奠定了基础。
W.E.B. 杜波依斯选择将有色人种协进会总部迁至哈莱姆既具有战略意义，也具有象征意义。在此期间，哈莱姆正逐渐成为非裔美国人创造力、智力和行动力的跳动中心。它为黑人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平台，无论是文学、音乐还是政治。杜波依斯认识到哈莱姆区地理位置的价值。通过将有色人种协进会设在这里，他将该组织置于这一活力的中心。这一战略决策不仅加强了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文化运动与争取民权斗争之间的联系，还使有色人种协进会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并更接近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艺术家和活动家。这两个运动--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合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艺术与行动主义之间的共生，两个方面相互滋养、相互促进。因此，在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等艺术家为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发声的同时，有色人种协进会也在努力将这些文化表现形式转化为全国非裔美国人的具体变革。
大迁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1915 年至 1970 年间，约有 600 万非裔美国人从美国南部各州迁往北部、西部和中西部地区。尽管这次迁移有许多原因，但有两个主要因素促成了这次迁移：一是到北方城市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业工作，二是逃避南方的种族暴力和吉姆-克罗法律的种族隔离压迫。非裔美国人大量涌入北方城市，产生了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在经济上，他们增强了芝加哥、底特律和费城等城市的工业劳动力，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对工厂工人的需求很高。在文化方面，非裔美国人在这些城市的增加导致了创造力和艺术表现力的爆发，尤其是在纽约的哈莱姆，那里成为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焦点。在这一时期，非裔美国人的艺术、文学、音乐和戏剧蓬勃发展。在社会方面，大移民也带来了挑战。新移民往往面临来自现有居民（包括其他移民社区）的敌意。此外，一些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资源、住房和工作方面的紧张关系，有时还会引发种族紧张局势，如 1919 年芝加哥的种族骚乱。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大移民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城市、社会和文化面貌。它帮助塑造了现代非洲裔美国人的身份，重新定义了黑人社区的概念，并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奠定了基础。
在底特律和其他北方城市一样，非裔美国人试图摆脱南方严酷和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建立新的生活。随着黑人人口的激增，许多非裔美国人机构和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反映了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社区。教堂、企业、报纸和社交俱乐部纷纷成立，为非裔美国人社区提供服务和支持。汽车行业尤其为许多移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尽管许多非裔美国人最初受雇于低薪、体力要求高的工作，但他们在该行业的存在变得不可或缺。然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往往不如白人同行。尽管有经济机会，但歧视并没有消失。在许多情况下，非裔美国人被限制在特定的街区，而这些地区往往人满为患，基础设施落后。许多公共机构和工作场所也存在种族障碍。种族紧张局势时有爆发，如 1943 年底特律种族骚乱。尽管如此，底特律还是出现了一个强大的黑人中产阶级以及一支有影响力的文化和政治精英队伍。阿瑞莎-富兰克林的父亲 C.L. 富兰克林牧师和底特律第一位黑人市长科尔曼-扬等人在维护该市非裔美国人的权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非裔美国人在底特律的日益增多以及他们对城市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文化，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底特律成为黑人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包括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内的许多组织在反对歧视和捍卫非裔美国人权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移民对改变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的影响不容低估。大量非裔美国工人涌入北方城市，他们在寻求经济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不可动摇的决心和争取平等权利的意愿。随着北方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非裔美国人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发生变化。对于许多北方黑人来说，反对南方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斗争是一场深刻的个人斗争。许多人本身就是移民，或者是逃离南方的移民的直系后裔，因此民权问题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这些新移民不仅是劳动力，也是推动变革的力量。成立于 1909 年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在这场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但其大部分力量来自其在北方城市的地方分部，在那里组织示威游行、抵制活动，并为反对歧视的人们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集体行动构成了抗议运动的基础，后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掀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民权革命。非裔美国人涌入北部地区也刺激了社区的经济发展。许多黑人企业家抓住机遇，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无论是通过美容院、餐馆、商店还是出版社，黑人社区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这种内部经济增长不仅使许多非裔美国人得以攀登社会阶梯，还产生了自豪感和自信心，并转化为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尽管美国北部没有像南部那样明显的种族隔离主义的 "吉姆-克罗 "法律，但歧视在许多方面仍然普遍存在。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歧视形式十分普遍，北方的非裔美国人经常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系列不同但同样具有压迫性的障碍。北方城市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主要是限制非裔美国人机会和权利的非官方做法和政策造成的。例如，"划定红线 "是指银行拒绝向居住在某些地区（通常是以黑人为主的地区）的人放贷或提供较低的利率，这种做法阻碍了许多非裔美国人获得房屋所有权和经济流动性。这些地区的地图通常标为红色，因此被称为 "红线"。此外，房东和房产中介往往拒绝向特定区域外的非裔美国人出售或出租房产，将他们限制在城市贫民区内。这些地区往往人满为患，住房质量低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很差。在教育方面，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意味着黑人儿童往往只能就读于资金不足、过于拥挤、教育质量较差的学校。这些学校通常位于以黑人为主的居民区，由于大部分学校经费来自地方税收，贫困居民区的学校资源较少。就业机会不平等也是一个主要问题。尽管非裔美国人可以在北方找到工作，但他们往往只能从事低薪的初级工作。此外，作为北方许多行业主要力量的工会往往不愿吸收黑人成员，限制了他们的就业和晋升机会。
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历史上经常受到种族态度的影响。1898 年美西战争后，美国获得了新的领土，包括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在这些领土上，美国采取了家长式的做法，经常把当地居民当作需要美国 "指导 "的 "孩子"。这一点在菲律宾尤为明显，在那里，反对美国统治的叛乱遭到了残酷镇压。20 世纪头几十年，美国曾多次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干预。虽然这些干预的官方理由是保护美国利益或打击共产主义，但其背后往往是家长式的言论。实质上，美国认为自己知道什么对这些国家最好。美国的移民政策也反映了这些种族态度。禁止华人移民的1882年《排华法案》等法律就是鲜明的例子。对外关系也受到这些态度的影响，与日本谈判达成的限制日本移民的协议就是明证。与此同时，门罗主义和罗斯福的推论巩固了西半球是美国 "保护区 "的观念。虽然它们被认为是防止欧洲干涉的措施，但经常被用来为美国干涉西半球其他国家的事务辩护。最后，巴拿马运河的修建说明了这种态度的另一个方面。在修建运河期间，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相比，工资更低，待遇更差。这些例子说明了种族观念如何影响美国与外国和外国人民的交往方式。
1916年至1970年间，数百万非裔美国人离开南方农村，前往北方和西方的工业城市，这次大移民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为移民提供新的经济机会的同时，也加剧了他们所到达地区的种族紧张局势。非裔美国人逃离了南方的种族隔离、吉姆-克罗法律和种族主义，希望在北方找到更好的生活。然而，当他们到达这些城市时，却往往遭到敌视。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欧洲处于冲突之中，对工业产品的需求达到顶峰，就业竞争加剧了白人和黑人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此外，对负担得起的住房的竞争也导致了摩擦，因为非裔美国人往往被限制在过于拥挤和不卫生的街区。紧张局势有时会演变成暴力事件。例如，1919 年，美国多个城市爆发了一系列种族骚乱，其中最严重的骚乱发生在芝加哥。在一个种族隔离的海滩上发生的一起事件引发了为期一周的暴力事件，38 人（23 名黑人和 15 名白人）被打死，500 多人受伤。与此同时，在非裔美国人报纸和社区领袖的支持下，北方的非裔美国人开始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还带来了丰富的南方文化，促进了哈莱姆文艺复兴以及北方的其他艺术和文化运动。
面对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和诸多挑战，许多非裔美国人在 20 世纪初转向黑人民族主义运动。这些运动的主要目的绝不仅仅是抗议，而是从内部加强黑人社区，强调自治、自决和种族自豪感。马库斯-加维于 1914 年创立的黑人普遍进步协会（UNI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加维倡导黑人自豪感、经济自给自足和泛非主义思想。在他看来，非裔美国人永远无法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潜力。他设想在非洲建立一个强大的黑人国家。在他的领导下，联非盟创建了黑人拥有的企业，包括黑星航运公司（Black Star Line）。虽然他的一些企业失败了，加维本人也受到批评并最终被驱逐出境，但他的理念的影响一直存在，在整个世纪中激励着其他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伊斯兰民族是另一个例子。该组织成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以利亚-穆罕默德的领导下于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广受欢迎。伊斯兰民族 "所传达的自主、自给自足以及伊斯兰教特别适合非洲裔美国人的经历的信息，为其他民权人物所倡导的融合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伊斯兰民族 "还创办了企业、学校和社会项目，同时倡导其成员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运动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影响力，不仅为应对社会经济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还在歧视盛行的时代为数百万非裔美国人带来了尊严感、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他们挑战了融合的逻辑，为美国黑人提供了另一种成功和自我实现的愿景。
欧洲民族主义时代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达到顶峰，对包括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运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共同的身份、文化和历史为基础，为围绕共同的价值观和领土要求进行动员和组织提供了一种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成立期间广泛讨论的主权和自决概念强化了这些观念。在殖民帝国衰落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非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受压迫人民渴望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虽然已经融入社会好几代，但仍然面临着种族隔离、歧视和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灵感来源。具有共同身份和经历的民族应有权管理自己，这一理念与那些寻求摆脱美国白人统治的人产生了共鸣。例如，马库斯-加维借鉴这些民族主义运动来宣传他自己的泛非主义愿景，该愿景设想非洲后裔返回他们的起源大陆，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国家。在加维看来，非裔美国人的自决权在于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非洲国家。民族主义、自治和自决的思想在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的局势和殖民地的解放斗争为美国黑人寻求平等、尊重和自治提供了模式和灵感。
20 世纪初，马库斯-加维和黑人普遍进步协会（UNIA）在确定黑人民族主义愿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大多数民权领袖都主张美国社会的融合和平等权利，而加维则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通过经济分离解放非裔美国人，并最终将他们遣返回非洲。在 "非洲人的非洲 "的旗帜下，加维设想非洲侨民大团结，返回非洲大陆建立一个强大和繁荣的国家。对他来说，美国盛行的种族主义和歧视使融合成为不可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回归非洲的根。加维的经济理念以自给自足为核心。他认为，只要非裔美国人在经济上依赖白人社会，他们就永远无法获得自由。因此，非裔美国人国际联盟鼓励创建黑人企业，甚至成立了黑星航运公司（Black Star Line），该航运公司旨在促进世界各地黑人社区之间的贸易，并有可能促进他们返回非洲。加维运动还强调黑人的自豪感，鼓励非裔美国人为自己的非洲血统、肤色和历史感到自豪。加维经常因其分裂主义思想而受到当时其他黑人领袖的批评，但他还是成功地动员了数百万非裔美国人支持他的理想和组织。
马库斯-加维是 "种族自豪感 "的狂热倡导者，他敦促非裔美国人重拾并颂扬他们的非洲传统。在种族主义和歧视普遍存在的时代，他所传达的信息试图抵消许多黑人因社会压迫而产生的自我憎恨和自卑感。加维相信，通过拥抱非洲的美丽、文化和历史，非裔美国人可以从思想和精神上摆脱白人统治的枷锁。与当时的其他民权领袖不同，加维坚决反对种族融合的理念。他认为种族融合不足以解决非裔美国人面临的问题，甚至是有害的。对他来说，与历史上压迫黑人的那些人和谐共处是一种幻想。此外，他认为融合会导致黑人独特身份的消解，并被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文化同化。他的思想促使人们推动为非裔美国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加维设想了一次返回非洲的大迁徙，在那里非裔美国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摆脱压迫和歧视。对他来说，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黑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和平等。虽然这一愿景从未完全实现，虽然许多同时代的人和评论家认为他的分离主义思想有争议，但加维的影响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倡导的黑人自豪感和自决权为未来的运动奠定了基础，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非裔美国人活动家和思想家。
环球黑人进步协会（UNIA）引起了许多非裔美国人的共鸣，尤其是在 20 世纪初动荡的背景下。面对制度化的歧视和公开的种族敌意，加维对种族自豪感、自决和经济解放的劝诫正是许多黑人所需要听到的。联非盟的成功反映了这种需要。该组织拥有蓬勃发展的企业（如黑星航运公司）和极具影响力的报纸《黑人世界》，为黑人社区带来了自力更生和繁荣昌盛的愿景。然而，正如争取权利和正义的运动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在如何最好地实现解放的问题上也存在意见分歧。马库斯-加维强调分离主义和建立强大的黑人自主经济，而其他一些人，如 W.E.B. 杜博伊斯，则坚信在现有体制内努力实现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无论其肤色如何。作为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杜波依斯主张通过教育、政治行动和融合来实现种族平等。他认为，非裔美国人应通过制度来教育和提升自己，争取平等权利，努力废除制度性歧视。这种观点和策略上的分歧导致了黑人权利运动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尤其是加维和杜博伊斯，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出了名的，双方都批评对方的做法。虽然两人的最终目标都是非裔美国人获得解放和平等，但他们对未来道路的设想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马库斯-加维和黑人普遍改善协会（UNIA）领导的运动代表了当时美国黑人解放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愿景。加维主张采取分离主义的方式，强调返回非洲和建立一个强大的黑人国家，而其他一些人，如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联盟的成员，则坚信融合和在美国现有体制内实现平等权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根基在于结束种族暴力和促进融合的斗争，它常常认为加维的做法会适得其反。全国城市联盟侧重于黑人的经济融合和改善城市生活条件，也认为加维的愿景与他们的目标不一致。美国政府则将加维和全国城市联盟视为潜在的威胁。他大胆呼吁黑人自决，举行大规模集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些都引起了当局的警觉。联邦调查局在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指挥下，开始监视和瓦解 UNIA，最终导致加维因与黑星航线有关的邮件诈骗罪被捕。服完部分刑期后，他于 1927 年被驱逐到牙买加。然而，尽管遭到反对和挫折，但加维和联谊会的影响并没有被抹杀。他所倡导的黑人民族主义和自决的理想引起了后代的共鸣，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随着黑人力量运动的兴起。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学和音乐也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意识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蕴含着一种深刻的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并延续至今。
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是非裔美国人艺术、文化和思想表达的繁荣时期，而 "新黑人 "这一概念则是这一文艺复兴的核心。这一概念体现了 20 世纪初非裔美国人的社会文化转型，一种新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正在形成。与以往黑人顺从和受压迫的形象相反，"新黑人 "正在崛起，他们受过教育，表达能力强，决心争取自己的权利，重新确立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阿兰-洛克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这一观念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的选集《新黑人》（The New Negro： 新黑人：诠释》不仅仅是一本作品集，更是对非洲裔美国人新身份诞生的大胆宣告。洛克汇集了作家、诗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这种转变。这些艺术家，如朗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生动的诗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引人入胜的散文和伯爵-卡伦（Countee Cullen）抒情的诗歌，展现了黑人经历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但这种思想并不局限于艺术和文学，它还延伸到政治活动中。新黑人 "意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并准备为之奋斗。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艺术表现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时期，因为它试图挑战和瓦解普遍存在的种族成见，为非裔美国人在美国文化和政治全景中争取一席之地。新黑人 "运动不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艺术遗产，还为后来的民权运动铺平了道路，彰显了艺术和文化在争取平等和正义方面的力量。
新教徒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反应
对非 WASP 美国人和移民的歧视和边缘化
20 世纪 20 年代是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十年。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经济快速增长、技术革新和文化迅速转型，乐观主义盛行。汽车、电影和广播业的兴起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政治上，共和党及其三任总统--哈丁、柯立芝和胡佛--主导了美国的政治舞台。这些总统强调政府减少干预，让经济在最少的监管下运行。他们坚信自由市场的效率。此外，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和保护美国工业，这些总统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高关税，如 1922 年的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生产商免受外国竞争。这有利于国内企业，但也导致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虽然美国经济欣欣向荣，但欧洲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一战后，欧洲大陆饱受经济、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困扰。战争债务、飙升的通货膨胀、惩罚性和约和赔款加剧了经济困难，尤其是在德国。这些经济挑战，加上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导致激进政治运动的兴起，特别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尽管欧洲局势动荡，但美国总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基本上采取了孤立主义政策，选择主要关注国内事务，避免深度介入欧洲问题。1929 年经济崩溃，即所谓的大萧条，不仅震撼了美国，也在全球产生了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问题，并导致了新一轮的全球动荡。
1921-1923 年沃伦-哈丁总统为美国总统拍摄的官方肖像。
查尔斯-S-霍平克森为柯立芝总统绘制的官方肖像。
哈丁总统和柯立芝副总统在夫人的陪同下参观。
1925 年，赫伯特-胡佛。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通常被称为 "咆哮的二十年代"，是经济繁荣、创新和社会变革的代名词。在共和党总统沃伦-哈丁（Warren G. Harding）、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和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领导下，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并大力强调 "绝对自由主义 "或自由放任的原则。这些原则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在政府干预最少的情况下，市场运作得最好。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大幅减税，尤其是针对最富有的企业和公民。这些减税措施的倡导者声称，这些措施将刺激投资，带来经济增长，并最终惠及社会各阶层。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从表面上看，这种繁荣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股票市场飙升，企业蓬勃发展，收音机和汽车等技术创新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享受到了便利。然而，这种繁荣的分布并不均衡。税收政策和经济自由主义加剧了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虽然中产阶级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逸，但工人、农民，特别是非裔美国人仍然面临着重大的经济挑战。工资不平等扩大，许多工人和农民入不敷出。与此同时，非裔美国人除了面临当时普遍的经济挑战外，还经常被贬低到低薪工作岗位，并面临制度性歧视。最终，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了一个悖论：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时期，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持续艰难的时期。这些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经济结构上的潜在弱点，随着 1929 年股票市场的崩溃而暴露无遗，从而引发了大萧条。这场经济灾难对绝对自由主义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并促使人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农业经历了重大动荡，导致许多小农场主破产或放弃农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促使农民增加生产，并举债购买土地和设备。然而，战争一结束，欧洲对农产品的需求就下降了，导致生产过剩和价格暴跌。机械化加剧了这一问题。虽然联合收割机和拖拉机等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它们也需要大量投资，使农民负债累累。更重要的是，它们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将许多农场工人挤出了农业。结果，许多小农场主无法与规模更大、设备更先进、往往更多样化的农场竞争，纷纷破产或被迫出售土地。这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繁荣的工业环境中寻找工作。遗憾的是，当时的政府政策并没有为这些挣扎中的农民提供真正的安全网或支持。绝对自由主义 "的信条主张政府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减税和商业友好政策主要惠及城市工业和最富有的人，而将许多农民置于冷宫之中。对农业部门的忽视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农村地区贫困加剧，贫困率超过了城市地区。此外，农业危机还造成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一现象将在未来几十年影响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动态。
20 世纪 20 年代，城市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农业地区的持续困难形成了鲜明对比。先进农业技术和机械化的引进使产量大幅提高。但是，生产率的提高却产生了反作用：大规模的生产过剩。由于市场上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急剧下降。对于大农场来说，这些技术变革往往是利润的代名词，因为它们能够将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大的产出上，并使其活动多样化。而对于小农场主来说，他们往往专业化程度低，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投资新技术，价格下降意味着利润减少或没有利润。债务堆积如山，没有政府政策的充分支持，许多农民发现自己的农场无法维持下去。20 世纪 20 年代的 "绝对自由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少，偏向于大企业和富人的利益，使得小农场主只能自生自灭。政府非但没有提供具体支持或寻求解决农业危机的办法，反而把重点放在了加剧现有不平等的政策上。许多农民无法维持在农村的生活方式，被迫到城市寻找新的机会，加剧了农村地区的衰落。这种人口迁移不仅使人们流离失所，还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差距，这种差距在许多方面一直持续到今天。农民在这十年间所处的困境令人深思，它证明了技术进步和错误的经济政策会给部分社会群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往往是毁灭性的后果。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某些群体成为这些替罪羊机制的主要目标。非裔美国人、新移民（尤其是来自东欧和意大利的新移民）以及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等宗教团体常常被不公平地归咎于困扰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弊病。这一时期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三K党的死灰复燃，该党最初成立于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三K 党经历了一次复兴，以新教白人至上主义和 "传统 "美国的捍卫者自居，对抗不断变化的现代力量。这导致种族暴力和对少数群体的迫害愈演愈烈。这十年间通过的移民配额法试图限制来自世界上某些被视为 "不受欢迎 "地区的移民，这是偏见如何影响国家政策的另一个例子。这些法律反映了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对美国身份性质的变化深感焦虑。寻找替罪羊的过程不仅仅是为了找人来指责，它也是寻求国家认同和凝聚力这一更广泛动态的一部分。在经济、社会或政治压力时期，对团结和稳定的需求会导致那些被视为不同或外国的人被边缘化和污名化。这有助于强化多数群体的归属感和团结观念，即使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
20 世纪 20 年代，三K党从内战后的最初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最初的三K党主要以南方为基地，重点镇压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而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三K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要大得多。它的势力范围远远超出了南方，在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等州建立了强大的势力。面对日益增长的东欧和意大利移民潮，三K党产生了本土主义情绪，对移民采取强硬的反对立场。除了对非洲裔美国人的传统仇恨外，它还对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表现出敌意，认为这些群体是对美国新教徒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份的威胁。在政治上，三K党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一些州和市，三K党已成为重要的政治角色，根据候选人与三K党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来支持或反对候选人。例如，在 1924 年的民主党大会上，人们就强烈感受到了三K党的影响力。更新后的三K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采用了正式的仪式和典礼。它定期组织游行，以激励其成员并公开展示其力量。这些活动清楚地表明了三K党的身份和使命。三K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崛起是对当时文化和社会紧张局势的直接回应。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移民等不断变化的现实，许多美国人都在寻找答案，而三K党为他们提供了答案，尽管是一个简单化的答案。它向其成员承诺了明确的身份和使命，同时将社会的弊端归咎于少数群体。然而，在这十年的末期，三K党开始失势。内部丑闻、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以及诋毁者的动员都是其衰落的原因。虽然三K党从未完全消失，但其影响力和权力已大大削弱。
1925 年，三K党达到顶峰，据称有 500 万名活跃成员。这使三K党成为美国最具统治力的实体之一。但是，伴随着这种统治地位而来的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暴力行为的惊人增长。尤其是私刑事件呈上升趋势，其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南方的边界，扩展到了西部和北方的部分地区。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反，这些行为并不仅仅针对非裔美国人。其他群体，如意大利人、犹太人、墨西哥人和天主教徒也是目标。然而，在所有这些群体中，非裔美国人受到的影响最大。他们是三K党和类似团体实施私刑、爆炸和其他形式暴行的主要目标。警察和民选代表公然不加干预，加剧了这些行为对这些群体造成的恐怖。当局在这些可憎行为中的被动，甚至是共谋，只会加剧恐惧和恐吓的气氛。美国历史上的这段黑暗时期不仅给非裔美国人，也给其他少数群体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伤痕。这种种族暴力的影响重塑了美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几十年后人们仍能感受到这种影响。
虽然三K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大受欢迎，但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的暴力和种族主义行为很少受到政府和法律与秩序力量的反击。这种冷漠，甚至是被动的共谋，给了三K党一种有罪不罚的感觉，增强了他们的胆量和恐吓整个社区的能力。然而，尽管三K党的影响力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减弱，但其存在的阴影却在那个年代之后继续困扰着美国。他们在美国社会结构中注入的仇恨、暴力和种族主义留下了持久的伤痕。在他们的直接影响明显消失后的许多年里，这种有毒的遗产一直影响着美国的种族关系、政治和文化。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结束，三K党的势力逐渐削弱。经常伴随着权力斗争的内部分裂破坏了该组织的团结。三K党成员的腐败和其他不法行为被高调丑闻曝光，这加剧了三K党的团结。这些丑闻玷污了三K党在公众心目中的声誉，使其招募成员和保持影响力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公众对三K党所犯下的恐怖罪行的认识和愤怒也在三K党的衰落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知名人士和民权组织勇敢地谴责三K党，强调其仇恨和偏执。他们的工作有助于动员公众舆论反对三K党。虽然三K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急剧衰落，但认为其影响已经完全消散是不明智的。它传播的思想和实施的暴力给美国社会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这些伤痕提醒人们，极端主义能够扎根，必须对仇恨保持警惕。
移民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弥漫着强烈的反移民情绪。经济担忧、文化恐惧和种族偏见共同助长了这种情绪。自 20 世纪初以来，人们对新移民的担忧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些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其中许多人是犹太人或天主教徒。这些移民往往被视为对 "美国 "生活方式的威胁，包括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威胁。本土主义者或主张保护本地人利益、反对移民利益的人担心，这些新移民不会被同化，也不会忠于他们的新国家。1917 年的《扫盲法》就是这种不信任的明证。该法案主要针对 "不受欢迎 "的移民，即根据当时的标准，被认为不太有能力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移民。全面禁止来自亚洲的移民是当时美国政策中种族和民族歧视的另一个明显例子。紧张局势有时会演变成暴力行为，如针对某些移民社区的示威或骚乱。这些暴力事件的爆发反映了社会中某些地区反移民情绪的严重性。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 1924 年《移民法》的通过。该法案反映了当时盛行的本土主义情绪，仇外态度和维护某种 "美国 "身份的愿望在当时十分普遍。1924 年移民法》（又称《约翰逊-里德法》）根据 189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确定了移民配额。使用这些较早的数据是有意为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设计的，同时大大减少了南欧和东欧移民的进入。后者在宗教、文化和职业道德方面往往被视为不那么 "美国"，带有明显的种族和民族偏见。这项法律明显体现了当时流行的优生学思想，即认为某些种族或族裔在基因上优于其他种族或族裔。这些思想虽然现在已基本失效，但在当时却很有影响力，并帮助制定了公共政策。例如，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受到青睐，因为他们被视为与美国主流社会更 "兼容"，而其他移民则受到限制甚至排斥。这项法律的结果是移民模式的急剧转变。以前的移民潮主要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人，而该法导致这些移民潮大大放缓，改变了美国移民散居地的面貌。1924 年移民法》的影响持续了几十年，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移民改革结束了歧视性的配额制度。然而，该法案对美国种族和文化构成的影响仍在当代社会引起共鸣。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和经济变革，各种社会和经济焦虑加剧了反移民情绪。1924 年的《移民法》及其歧视性配额是其中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尽管该法案主要针对欧洲移民，但对移民的不信任却超越了欧洲。来自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的移民不受这些配额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受到张开双臂的欢迎。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墨西哥移民，被视为临时工，来美国是为了满足农业等行业对低成本劳动力的需求，但并不一定被视为长期融入美国社会的理想人选。新闻媒体在人们对移民的看法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媒体是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公众舆论受到对移民的刻板印象和负面描述的影响，无论是欧洲移民、亚洲移民还是美洲移民。这些描述往往将移民描绘成拒绝同化、带来疾病、从事犯罪活动或抢走美国公民的工作。这些描述营造了一种敌视和怀疑的氛围。这些本土主义态度在美国并不新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20 世纪 20 年代，在经济不断变化、城市化迅速发展和社会动荡的背景下，这些态度显得尤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1924 年的《移民法》及其所反映的反移民情绪正是美国对这些快速变化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焦虑的回应。
1924 年移民法》对东半球移民和西半球移民的区分反映了美国当时对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特殊关切。对西半球国家，特别是墨西哥和波多黎各不设配额有几种解释。首先，美国经济，尤其是西南部的经济，严重依赖墨西哥劳动力，特别是在农业等行业。因此，限制墨西哥移民可能会给某些地区和行业带来负面的经济后果。其次，应当指出的是，自 1898 年美西战争以来，波多黎各一直是美国的领土。因此，波多黎各人在技术上是美国公民，可以在波多黎各和美国本土之间自由流动。然而，这些移民规避配额的自由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同化和歧视的现实困境。例如，墨西哥移民往往只能从事低薪工作，生活条件不稳定，并经常面临种族偏见。同样，尽管波多黎各人是美国公民，但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往往被当作外国人对待。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移民在塑造美国文化马赛克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带来了传统、美食、音乐和其他文化元素，丰富了美国社会。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 "红色恐慌"
一战后，"红军 "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所面临威胁的代名词，特别是在被称为 "红色恐慌 "的时期。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等国际事件加剧了人们对激进运动的焦虑，但它们在美国本土的表现才是最令人担忧的。1919 年，一系列炸弹袭击震惊了美国。许多政界和商界领袖，包括美国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都收到了包裹炸弹。这些袭击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为，助长了恐惧和怀疑的气氛。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司法部长帕尔默策划了一系列突袭行动，逮捕并驱逐激进分子嫌疑人，主要是移民。这些 "帕尔默突袭 "行动因无视公民权利而受到广泛批评，因为数千人是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被捕的，而且往往没有任何不法行为的证据。然而，当时的紧迫形势使得这种违法行为得以发生。此外，1918 年的《煽动叛乱法》（Sedition Act of 1918）将批评政府或鼓动反抗法律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该法被用来以政治信仰为由对许多人进行起诉和定罪。将激进或持不同政见的思想与移民联系起来，加剧了反移民情绪。特别是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经常被污蔑为煽动者或社会主义者，尽管绝大多数移民来美国是为了寻求经济机会，并没有激进的政治倾向。这些因恐惧而产生的偏见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限制性移民政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战后，美国经历了一段社会和经济动荡时期。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的过渡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罢工成为工人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工资的一种常见方式。这些罢工通常不被视为工人的合法要求，而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下可能发生革命动乱的迹象。1919 年的钢铁工人罢工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罢工之一，涉及近 365,000 名工人。紧随其后的是西雅图的大罢工，数千名工人举行了和平罢工，导致城市停滞数日。虽然这次罢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暴力的，但却在城市领导和企业主中引起了广泛的恐慌，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潜在的共产主义叛乱。媒体和许多政府官员的言论将这些工人运动与 "红军 "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其他地区政府被暴力推翻的背景下，许多人认为这些恐惧似乎是有根据的。报纸经常将罢工描绘成布尔什维克或外国煽动者的杰作，试图将革命引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镇压措施。红色恐慌 "导致了大规模逮捕（通常没有正当理由），许多被控激进的移民被驱逐出境。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领导了对所谓激进组织的突袭，1917 年的《间谍法》和 1918 年的《煽动法》被用来镇压不同政见者。反对罢工以及将激进主义与移民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反移民态度，导致了限制性移民法的出台，如 1924 年的《移民法》。总之，对 "红军 "的恐惧被用来为镇压国内异见者以及对外交政策和移民采取更加孤立的态度辩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17 年俄国革命后，美国出现了强烈的反共妄想症，通常被称为 "红色恐慌"。国内的社会动荡（如大规模罢工）和国外的地缘政治动荡（如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崛起）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对共产主义和其他形式激进主义的普遍恐惧。1919 年至 1920 年间，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策划了一系列突袭行动，逮捕并驱逐涉嫌激进主义的外国人。这些行动往往是在没有适当逮捕令或切实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的，目标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激进组织。数千人被捕，许多人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煽动叛乱和间谍法也开始实施。这些法律被用来指控被视为煽动叛乱或反美的个人言论或行为。在一战期间批评政府或反对征兵的人尤其可能成为这些法律的目标。由于担心移民会带来激进思想，人们对移民更加不信任，因此呼吁加强移民限制。这些情绪促成了 1924 年《移民法》的通过，该法引入了基于国籍的配额制度。此外，工人运动和罢工往往被视为受到激进势力的影响或领导。因此，在当局的支持下，公司经常镇压这些运动。在文化方面，对 "红军 "的恐惧弥漫了当时的大众文化。从电影到戏剧再到报纸，媒体经常将共产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刻板地描述为对美国身份的威胁。虽然第一次 "红色恐慌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有所平息，但对共产主义的不信任仍然根植于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第二次 "红色恐慌 "和麦卡锡主义时代再次显现。
红色恐慌 "在 1919 年至 1920 年间主导着美国，可被视为对当时世界事件的一种深刻的、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反应。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兴起，许多美国人开始担心共产主义激进主义会渗透到他们的国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的迅速传播加剧了这种担忧。这种恐惧并不局限于政府或上流社会，它还渗入了集体意识，典型的 "共产主义者 "或 "社会主义者 "往往被想象成背信弃义的外国人，随时准备破坏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外国人，尤其是那些来自东欧和南欧的外国人，以及持不同政见者，成为了强烈怀疑和迫害的对象。与激进组织有丝毫联系的移民往往被视为 "内部敌人"。在总检察长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史称 "帕尔默突袭"。这些突袭的目的是瓦解激进组织，并将那些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驱逐出境。这些行动往往不遵守适当的司法程序，因公然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批评。红色恐慌还导致个人和组织进行大量的自我审查，因为他们害怕与激进主义扯上关系。言论自由受到严重损害，人们不愿表达可能被视为激进或非美国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 "红色恐慌 "有所减弱，但其影响仍在持续。它为政府加强监控和不信任激进运动奠定了基础。它还在美国看待国内威胁的方式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种影响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和其他国内政治紧张时期再次显现出来。
战后的美国，以共产主义在俄国的兴起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欧洲的传播为标志，引发了全国性的恐慌，担心这些意识形态会 "渗透 "到美国本土。大规模罢工、社会动荡和激进组织的行动加剧了这种焦虑，最终导致了 1919-1920 年的 "红色恐慌"。在此期间，仇外心理、对社会变革的恐惧以及对地缘政治的担忧导致了对那些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或既定秩序的人的残酷镇压。移民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压制，因为他们一直被刻板地与激进和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许多美国人认为，来自政治动荡地区的南欧和东欧移民是传播这些 "危险 "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在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的领导下，开展了史无前例的行动，追踪、逮捕和驱逐那些被怀疑与激进运动有联系的人。这些 "帕尔默突袭 "行动不仅基于颠覆活动的具体证据，而且往往基于怀疑或过去的从属关系。公平审判权或法律代理权等基本权利往往被忽视，这反映了国家妄想症的严重程度。这种镇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移民来到美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他们被自由和机会的承诺所吸引。相反，许多人却遭到了公开的敌视、歧视和怀疑。红色恐慌 "的大规模歇斯底里不仅损害了美国热情好客的声誉，还凸显了国家不稳定时期可能出现的潜在紧张关系和偏见。
20 世纪 20 年代，社会政治紧张局势与种族偏见相结合，在美国营造了一种动荡不安的氛围。随着对 "红军 "的恐惧在全国蔓延，它与现有的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场针对移民和其他边缘群体的仇恨风暴。值得注意的是，私刑以其最普遍、最暴力的形式主要针对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它是一种残暴的恐怖工具，用来维护白人至上的制度，惩罚那些在攻击者看来越界的非裔美国人。私刑是公开的、戏剧性的行为，旨在向黑人社区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服从和顺从是必须的，否则就会被处死。然而，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偏执气氛中，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被用来为攻击移民，尤其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辩护。由于文化、语言和宗教差异，来自这些地区的人本来就面临着严重的污名化，现在还被视为潜在的共产主义同情者。虽然移民并不像非裔美国人那样成为私刑的主要目标，但他们也是暴力和仇恨犯罪的受害者，而这往往是种族偏见和反共恐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发现自己被夹在几条战线之间。一方面，他们因种族出身而受到怀疑，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这些态度加剧了对他们的歧视和暴力，说明了在危机或恐惧时期，现有的偏见是如何被放大并针对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的。
纵观历史，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往往被用作控制和镇压各种挑战现状的运动和个人的手段。工会运动、知识分子、艺术家、民权活动家以及其他许多争取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团体和个人都曾成为目标。在 "红色恐慌 "时期，"共产主义 "的指控常常被用作一种政治武器，用来诋毁和否定反对者的合法性。例如，在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和其他人领导了反共产主义的 "猎巫行动"，试图从政府、娱乐界、教育界和其他社会部门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者。许多人仅仅因为被指控与共产主义有关联，就被毁掉了职业生涯，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主义 "一词成为一个贬义词，经常被用来诋毁任何左翼或进步运动。在这种言论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不同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和目标人群的愿望之间的区别。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被用来为干涉主义外交政策辩护。在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借口下，西方列强支持了无数次军事干预和政变，往往以牺牲当地民众的民主愿望为代价。
萨科（Sacco）和范泽提（Vanzetti）一案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普遍存在的不宽容和仇外心理的象征，也象征着当政治和社会因素干扰对真相的探求时，司法系统的不公正。两人于 1921 年被判处死刑。尽管他们多次请求宽大处理，而且不仅在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人提出抗议，但他们还是于 1927 年被处决。在许多人看来，对他们的审判和处决是无政府主义、仇外心理和反意大利主义毒药混合的产物。对他们的审判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尽管他们参与犯罪的证据值得怀疑，但他们众所周知的政治背景和意大利血统在司法系统处理案件的方式和公众的看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辩护律师认为，指控萨科和万泽提的证据不足，而且是间接证据，证人的证词也不可靠。然而，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审判结果。多年来，萨科和万泽提一案一直在公众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说明了受偏见和非理性恐惧影响的司法系统的危险性。随后对该案的调查表明，这两人很可能是无辜的，他们被判定的罪行也是无辜的。1977 年，在他们被处决 50 周年之际，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宣布萨科（Sacco）和万塞蒂（Vanzetti）是被不公正地审判和定罪的，并宣布为他们设立纪念日。这一声明并不是赦免，而是正式承认所犯的不公正。
这一事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关注。全世界的记者、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动员起来，为萨科和万泽提辩护，强调围绕审判的偏见和违规行为。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城市组织了示威和集会，要求释放两人。萨科和万泽提的诽谤者经常试图诋毁他们的支持者，指责他们受到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势力的操纵。然而，由于缺乏对两人不利的确凿证据，而且在审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违规行为，这让人们更加相信，对他们的定罪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事实证据。凡泽提在临刑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反映了两人的信念，即他们是严重不公正的受害者： "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是无辜的... 我确实因携带武器而被定罪...... 但我一生从未犯过罪" 围绕萨科和万泽提案件的争议并没有随着他们被处决而消退。历史学家和民权活动家仍在对其进行研究和讨论，将其视为法律制度中偏见和偏执危险的悲剧性例证。它还提醒人们，仇外心理和对持不同政治信仰的人的怀疑可能造成致命后果。
萨科和范泽蒂案已成为民主制度中恐惧、偏见和镇压危险的象征。尽管对这两人的指控证据不足，但他们却是敌视政治气氛的受害者，这种气氛的特点是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和对激进主义的非理性恐惧。他们迅速被判有罪并被处决，证明了这些情绪在当时美国社会的影响。此案引起的国际关注表明，当时许多外部观察家对美国人权命运的关切程度。来自世界各地的示威、请愿和谴责凸显了人们对美国司法及其对待少数群体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的担忧。今天，在讨论司法不公、人权和偏见对法律制度的影响时，萨科和万泽提案件经常被引用。该案提醒人们，面对专制暴行，尤其是在危机或社会紧张时期，必须保持警惕。它还凸显了司法系统保持公正和抵制政治或民众压力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涉及生死攸关的问题时。萨科和万泽提案件的基本教训是，一个社会如果因恐惧或偏见而牺牲其基本原则，就会损害界定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一教训至今仍在产生共鸣。
尼古拉-萨科（右）和巴托洛梅奥-万泽蒂（左）
尼古拉-萨科
巴托洛梅奥-文泽蒂
萨科和万泽提事件显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两人的被捕、审判和处决是在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工人运动复兴以及世界各地反殖民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发生的。他们的案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体现了全球争取社会正义、工人权利和人权的斗争。在美国，民权活动家和进步团体将此案视为对盲目爱国主义、政治压迫和猖獗的仇外心理的危险发出的警告。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到工人和工会，抗议和示威活动遍及社会各阶层。他们大声疾呼，谴责他们所认为的严重不公正和对被告宪法权利的公然侵犯。在国际上，此案的影响甚至更大。梵蒂冈代表萨科和万泽提进行干预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事业不仅在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中，而且在较为保守的机构中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的案件既被当作美国制度缺陷的一个例子，也被当作反抗压迫的一个象征。遗憾的是，尽管公众施加了巨大压力，马萨诸塞州的司法和政治机构仍拒绝推翻定罪。1927 年，萨科和万泽提被处决，这让许多人感到震惊，他们的死也巩固了他们在全世界许多支持者心目中的烈士地位。
萨科和范泽蒂案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法庭案件之一。从一开始，人们就指责当局的偏见和不当行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红色恐慌 "和对移民（尤其是意大利裔移民）日益增长的敌意强化了人们的信念，即两人是严重不公的受害者。
萨科和万泽提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对他们的指控主要是基于间接证据，起诉的关键要素要么不准确，要么完全是捏造的。此外，他们还指出，两人都以激进的政治观点著称，这可能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不公正的指控和定罪。审判的方式，有时相互矛盾的证词和公然持有偏见的法官，使人们更加认为萨科和万泽提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主审此案的韦伯斯特-塞耶法官对政治激进分子的反感是众所周知的，据说他在法庭外对被告进行了诽谤。此案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爱因斯坦、萧伯纳和威尔斯等世界著名的文学、艺术和政治人物都对这一不公正现象表示愤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东京，世界各地的城市都举行了示威游行。萨科和万泽提一案在近一个世纪后仍被争论不休，这证明了该案具有持久的现实意义。它有力地提醒人们仇外心理、政治偏执以及因社会恐惧而放弃基本公民权利的危险。对许多人来说，萨科和万泽提是恐惧和偏见凌驾于理性和正义之上时可能发生的不公正现象的缩影。
//在被处死之前，文塞蒂对法官韦伯斯特-塔耶说："我不仅没有犯过这种罪，而且在我的一生中也没有实施过任何暴力，但我深信，我实际上是因我有罪的事情而被判刑的：激进主义和意大利主义；如果我在被处死后能够重生，我将再次成为激进分子和意大利人，我将用我的生命做我所做的事情，你们将为我所做的事情第二次处死我。摘自他 1927 年 4 月 9 日的遗言"。范采蒂的这段话强调了一种普遍的观点，即他和萨科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身份和政治信仰而受到审判，而不是因为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他掷地有声的话语强调了凡泽提的坚定信念，即由于他的民族和政治信仰，而不是基于具体的罪证，他被不公平地当作了目标。一个人的身份，无论是民族血统、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都不应该成为迫害或定罪的理由。萨科和范泽蒂案是对这一基本人权原则的悲剧性提醒。凡泽提的文字记录了他们被审判和处决时所感受到的不公正，并作为偏见如何腐蚀司法系统的有力证明，继续引起人们的共鸣。
禁酒令
Prohibition was enshrined in law in the 18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in 1919 and came into force in January 1920. It was reinforced by the Volstead Act, which defined the types of alcoholic beverages prohibited and the penalties for offences. However, far from eliminating alcohol consumption, Prohibition actually led to an increase in organised crime. Illegal alcoho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known as speakeasies and bootleggers, proliferated. Emblematic figures of organised crime, such as Al Capone in Chicago, amassed fortunes by controlling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alcohol. What's more, the alcohol produced illegally during Prohibition was often dangerous. The lack of regulation meant that contraband alcohol could be contaminated or poorly manufactured, leading to poisoning and death. Over time, public opinion began to turn against Prohibition. Many felt that the experiment had failed to create a sober society and had instead encouraged corruption and crime. The Great Depression also played a role, as the government needed tax revenue and the revival of the legal alcohol industry could help create jobs. As a result, in 1933, the 21st Amendment was passed, repealing the 18th Amendment and ending Prohibition. This allowed the alcohol industry to become legal again, but under strict regulations. Prohibition is often cited as an example of well-intentioned but poorly execute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ith unintended and often negative consequences. It serves as a lesson in the limitations of legislation to change human behaviour and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introducing draconian measures without a thorough assessment of the secondary consequences.
Enforcing prohibition has proved to be an immense challenge. Fede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often found themselves overwhelmed, unable to manage the scale of the illegal alcohol trade. Clandestine distilleries and secret bars, known as speakeasies, proliferate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corruption within the police and other public institutions became rife, allowing bootleggers to operate with impunity. Notorious criminal figures such as Al Capone became notorious for their ability to evade justice and accumulate massive wealth through this illegal trade. The smuggling, violence and corruption associated with Prohibition turned some cities, with Chicago as a prominent example, into battlegrounds where rival gangs vied for control of the lucrative alcohol market. As a result, many in society began to question the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prohibition.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attempting to enforce the law, the rise of organised crime and the loss of tax revenue from the alcohol industry led to a re-examination of the policy. The adoption of the 21st Amendment in 1933, which repealed the 18th Amendment, marked the official end of Prohibition. This period left a lasting legacy, revealing the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attempting to ban popular substances and highlighting the unforeseen side-effects of a poorly conceived and implemented public policy. It also highlighted the dangers of organised crime and institutional corruption, problems that would continue to haunt the United States long after prohibition ended.
Prohib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ved to be a costly experiment for the country's economy. With the prohibition of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alcohol, not only were breweries, distilleries and bars closed, but all related sectors, such as agriculture, transport and advertising, were also hit hard. Thousands of jobs were lost in these sectors, exacerbating the economic challenges of the time. In addition, the state was deprived of a substantial source of tax revenue. Before Prohibition, alcohol was heavily taxed and represented a reliable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government. With prohibition, these funds evaporated, leaving a hole in the national and state budgets. Prohibition also gave rise to a thriving black market. Demand for alcohol remained high despite prohibition, and organised crime quickly took over to supply it. Infamous figures such as Al Capone emerged, and their criminal empires were built on the smuggling, illegal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alcohol. It also led to widespread corruption of law enforcement and public officials. Many were prepared to turn a blind eye to illegal activities in exchange for bribes, undermining public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 As a result, while prohibition was initially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improve public morality and health, its unforeseen side-effects created a distinct se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The resulting organised crime,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hardship eventually led to its repeal in 1933 with the passage of the 21st Amendment, marking the end of one of the most tumultuous periods in American history.
Prohibition is often cited as a period of social experimentation gone awry. In theory, it was intended to improve the morality and health of the nation. In practice, however, it created an environment where crime, corruption and illegality flourished. It was not only a failure of law enforcement, but also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society as a whole. The repeal of Prohibition in 1933 with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21st Amendment was an admission of failure. It reflected the recognition that Prohibition had not only failed to eradicate alcoholism and its associated problems, but had actually exacerbated many other social problems. Organised crime had become more powerful than ever, corruption was endemic, and the economy had suffered due to the loss of jobs and tax revenues. The end of Prohibition marked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al policy. It symbolised the end of an era of moral experimentation and ushered in a more pragmatic and realistic period in national politics.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Prohibition continue to resonate in modern debates on drug policy and other social issues. This historical episode also offered valuable lessons about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people's personal lives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at can arise when attempts are made to impose moral standards through the law. The years of Prohibition have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n American cultural memory, reminding us of the complexities and challenges inherent in balancing individual liberty, public morality and social welfare.
The road to prohibition was long and complex. The movement to ban alcohol did not emerge overnight. It was the result of years of concerted efforts by various groups, including temperance organisations and religious groups, who all joined forces to make alcohol illegal at national level. They were motivated by a combination of moral, health and social concerns. Many sincerely believed that alcohol was at the root of many of society's problems, from domestic violence to poverty. When Prohibition was introduced, it was hailed by its supporters as a major victory. They believed it would lead to a healthier, more moral and more productive society. However, it soon became clear that the reality was far from these ideal aspirations. Instead of eliminating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alcohol consumption, Prohibition created a distinct set of difficulties. Demand for alcohol remained high, and a thriving black market, dominated by criminal organisations, sprang up to meet that demand. Prohibition highlighted a number of fundamental problems. It illustrated the difficulties of enforcing a law that was not widely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Many ordinary citizens continued to drink alcohol, whil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the courts were often reluctant to enforce prohibition laws, either because of their own disagreement with the law or because of corruption. Prohibition also highlighted the limits of efforts to impose morality through the law. It demonstrated that, although legislation can modify and regulate behaviour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not easily change deeply rooted attitudes and beliefs. This was strikingly illustrated by the way in which Prohibition was largely circumvented and ignored, not only by thos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illegal alcohol trade, but also by ordinary citizens. In 1933, with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21st Amendment, Prohibition was officially repealed. This marked a tacit admission of the failure of the prohibition experiment. It had failed to create a sober nation and had, in fact, exacerbated many of the problems it was intended to solve. The Prohibition years left a profound mark on American society, influencing not only attitudes towards alcohol and its regulation, but also the wider discourse on individual liberty, civil rights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regulating private morality.
Prohib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ushered in an era of defiance and defiance of the law, giving rise to a climate where clandestinity and corruption flourished. In this chaotic environment, bootlegging and speakeasies took root, turning entire cities into breeding grounds for illicit activities. Chicago, for example, became the scene of the rapid rise of criminal figures, led by Al Capone. His domination of the illegal liquor trade, facilitated by endemic corruption and violent intimidation, became emblematic of the inherent failures of Prohibition. This dark chapter in American history is marked by a cruel irony. A law designed to promote morality and virtue directly fuelled the rise of organised crime, anchoring characters like Capone in popular cultur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whose job it was to maintain law and order, were often complicit, either through corruption or impotence, in the clandestine alcohol industry that flourished before their very eyes. Through this prism, Prohibition reveals the dangers inherent in criminalising widely desired substances. It illustrates how well-intentioned policies can backfire spectacularly, creatin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exacerbating the very problems they seek to solve. By criminalising alcohol, prohibition not only failed to eradicate alcohol consumption, it also made it dangerous, uncontrolled and lucrative for the criminal world. The repeal of Prohibition in 1933 by the 21st Amendment marked the end of a tumultuous era, but the lessons learned still resonate today. The decades of Prohibition left an indelible scar on the America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a vivid reminder of the limits of moral legislation and the dangers inherent in suppressing individual freedoms. Ultimately, prohibition served as a catalyst, prompting society to reconsider the complex intersection between morality, freedom and law, a debate that continues to shape contemporary public discourse.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
During the 1920s,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stood as a powerful force of reaction, a pillar against the rapid advance of modern, progressive ideas. It was a time when traditional values were under fire from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progress. The unshakeable belief in a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collided with an era of scientific and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In this cultural maelstrom, the Scopes Monkey Trial stands as a monument, illustrating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proponents of biblical creationism and the supporters of Darwinian evolution. John Scopes, a teacher who dared to plunge into the stormy waters of evolution in a public classroom, was the target of public and legal vindictiveness. This was not just an attack on one man, but symbolised an assault on the advent of a new era, one in which science, logic and reason threatened to dismantle centuries of established religious dogma. The courtroom where Scopes was tried was more than a place of trial; it was the arena where two Americas clashed. On the one hand, the fundamentalists, firm in their faith and determined to preserve a way of life shaped by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Scriptures. On the other, those who looked to the horizon of a future enlightened by science, a world where truths were not dictated by dogma but discover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experimentation and reflection. Although Scopes was found guilty, and the strict letter of Tennessee law upheld, the trial was a catalyst for a cultural tidal shift. The fundamentalists, while winning the legal battle, began to lose the cultural war. The divide revealed during the trial resonates to this day, foreshadowing contemporary battles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faith and reason. In this way, the 1920s, although a long time ago, offer a mirror in which contemporary society can be seen reflected. The issues raised and the battles fought during that turbulent decade live on, transforming and reinventing themselves in the context of each new generation. The Scopes story, and by extension the challenge of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 in that era, remains a vibrant, relevant and inspiring chapter in American history.
Jehovah's Witnesses rose from the ashes of the Bible Student movemen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become a distinctive and sometimes controversial voice on the American religious scene. Their preaching, vibrant with ardent fervour and a passion for evangelism, resonated in the remote corners of American towns and villages. Their method of evangelism, a door-to-door witness, though unconventional, resonated in the hearts of those seeking a different and direct spirituality. However, this direct and unequivocal approach to proselytism was not without consequences. They often encountered resistance, even hostility, from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established churches. Their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their reluctance to participate in civic affairs, including military service, and their disdain for pagan celebrations, including birthdays and Christmas, made them strangers in their own country. Nevertheless,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simplicity of their faith, their endurance in the face of persecution, tha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ose living on the margins. In the rural cor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religious traditions were deeply rooted but often unchallenged, the message of Jehovah's Witnesses found fertile ground. They offered an alternative, a path of faith that promised not only religious freedom but also a form of social justice - a respite from the inequalities and injustices of everyday life. The growth of Jehovah's Witnesses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can be attributed to a convergence of socio-economic and religious factors. It was a time of great change, economic crisis and questioning of social norms. People were looking for answers, and for many, Jehovah's Witnesses offered a clear and unshakeable answer in an uncertain world. The strength of their faith, the clarity of their message and their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preach, despite opposition, shaped the identity of Jehovah's Witnesses. Every persecution was seen not as an obstacle but as a validation of their faith, a sign that their message was not only urgent but divinely ordained. In the complex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tapestry of American religious lif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ehovah's Witnesses carved out a distinctive niche for themselves, a legacy that endures to this day.
The 1920s, a decade of transformation for American society
The rise of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rked an era of prosperity and radical transform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The rapid deploy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cluding electricity,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triggered an unprecedented industrial boom. The expans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pened up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uelling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The American dream seemed within reach for a wider s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is prosperity, however, was far from universal. As cities grew into buzzing metropolises and wealth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industrial tycoons, a large s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remained outside the golden circle of prosperity. Small farmers, unskilled workers and ethnic minorities faced a reality of growing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Economic optimism fuelled unshakeable confidence in free market forces. The government, imbued with the ideology of economic liberalism, was committed to policies of non-intervention. Taxes were low, regulation minimal and the economy was left to the mercy of market forces. The result was an era of unbridled capitalism, where corporations flourished and inequality deepened. The wealth and opulence of the upper and middle classes was ostentatiously displayed. Consumption became not only a way of life, but also a status symbol. The accessibility of consumer goods, amplified by mass production, created a consumer culture in which material possession was equated with social success. However, this era of opulence and prosperity was not destined to last forever. The very foundations on which this prosperity was built - unbridled economic liberalism, excessive reliance on market forces and rampant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 were unstable. The economic house of cards, built on speculation and excessive debt, was vulnerable, paving the way for the stock market crash of 1929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that was to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It was against this contrasting backdrop of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protectionist policies that the daily lives of Americans in the 1920s unfolded. Protectionist policies cut both ways. On the one hand, it stimulated domestic industry, boosted employment and ensur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it led to a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in the hands of a few oligopolies, exacerbating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The economic boom propelled living standards to unprecedented heights for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s. Mas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wer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is growth. Protectionist policies favoured domestic industries, which in turn generated jobs and an abundance of goods. The increased availability of affordable products widens access to goods previously considered luxuries. This leads to a society where consumption is a norm and a sign of success. But this idyllic picture of prosperity and abundance masks a more complex reality.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are eroding the strength of small businesses. Oligopolies dominate, eclipsing the artisan and the small entrepreneur. The culture of local, personalised business is fading, giving way to an impersonal, homogenised market economy. Protectionism, while beneficial to overall national growth, has a social cost. Communities that depended on small businesses for their vitality and uniqueness are seeing their social fabric transformed. The closeness and personal touch that characterised trade and business are giving way to the anonymity of big business. The decline of craft and small businesses is having an impact on the identity and cohesion of communities.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shopkeeper and customer, once based on trust and familiarity, is being lost in the mechanisation and standardisation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Town centres and local markets, once lively and diverse, are being transform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department stores and national chains.
Income inequality was entrenched and exacerbated during the economic boom of the 1920s. As the nation witnessed a meteoric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rise, the fruits of this growth were not evenly shared among the population. A considerabl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in the hands of the wealthy elite was palpable, driving a clear wedge between the economic classes. The economic elite, taking advantage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reaped astronomical profits. Stock market growth, industrial expansion and general economic prosperity consolidated the wealth and economic power of the better-off. At the same time,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although benefiting from increased employment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onsumer goods, did not experience a proportional increase in their incomes. For a time, the rapid rise of industry and consumption masked the growing imbalance in wealth. The economic gains of the upper classes were highlighted, offering an illusion of universal prosperity. However,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opulence of the rich and the modest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The economic divide helped to create a breeding ground for instability. When the stock market collapsed in 1929, ushering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income inequality came to the fore.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whose economic resources were already limited, were hit hard by the economic shock. The vulnerability of low-income households, combined with the collapse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economic contraction, revealed the flaws inherent in a prosperity that was not inclusive. The Great Depression was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unbridled speculation and insufficient regulation; it also reflected a society where wealth and opportunity were not equitably distributed. These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which came to the fore during the economic crisis, gave rise to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The need for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freedom, regul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became a central theme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bates of the following decades. Thus, the prosperity of the 1920s and the abys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together shaped an era of reform and redefinition of the America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ract.
The economic climate of the 1920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characterised by exuberant optimism, fuelled largely by laissez-faire policies and low level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is provided fertile ground for unbridled speculation and risky investments. The stock market became the symbol of the nation's apparent prosperity, with shares seeming to know no bounds in their dizzying ascent.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liberal economic ideology, had largely withdrawn its hand from the market. Protectionism, aimed at protecting domestic industries from foreign competition, also contributed to an atmosphere of false economic security. High tariff barriers and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created an apparently robust, but also isolated and unsustainable, domestic market. Beneath the surface of this prosperity, however, significant cracks began to appear. Income inequality was pronounced; the working class, while productive, did not share equally in the fruits of economic growth. Their purchasing power stagnated, and their capacity to consume did not keep pace with production. The stock market, largely unregulated, became a playground for speculation. The lack of adequate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allowed risky and often reckless investment practices to proliferate. Easy money and quick gains were the order of the day, fuelling a financial bubble that was ready to burst. When the stock market crash of 1929 struck, it not only revealed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tock market, but also highlighted the structural weakness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peculation, easy credit and excessive debt combined with grow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a lack of regulation to create a perfect storm of economic instability. The Great Depression that followed was a brutal manifestation of the limits of laissez-faire and protectionism in the absence of adequat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It underlined the need for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market freedom,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balance that would be at the heart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bates for decades to come.
The initial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was limited and often considered inadequate to deal with the scale and depth of the economic crisis. Early interventions were rooted in a laissez-faire philosophy, with a strong belief that the market would correct itself and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hould be minimis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Herbert Hoover, which was in office during the stock market crash of 1929, was criticised for its apparently timid and in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crisis. Although Hoover did not completely ignore the Depression, his efforts to combat it were often indirect and insufficient. The President believed i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was wary of direc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However, the rapidly worsening economic crisis, characterised by soaring unemployment rates, pervasive misery and growing despair, increased the pressure for more decisive action. The election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in 1932 marked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With Roosevelt's New Deal,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ok an active and direct role in revitalising the economy. A range of legislation and programmes were put in place to provide immediate relief to those who were suffering, to stimulate economic recovery and to implement reforms to prevent a recurrence of such a crisis. Programmes such as Social Security,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d others came into being during this period, marking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scope and rol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Nevertheless, despite these unprecedented interventions, the full recove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 gradual and was stimulated not only by the policies of the New Deal but also by the increase in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resulting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war acted as a catalyst to pull the economy out of depression, providing jobs and stimulating production on a massive scale.
Annexes
- NAACP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 Édition du 23 août 1927 du journal Le Devoir, Montréal - "La fin de Sacco et Venzetti".
- Articles de H.L. Mencken relatifs au procès Scopes.
- Tennessee vs. John Scopes: The "Monkey Trial", site sur le procès du singe.
- Monkey Trial sur PBS.
- Foreign Affairs,. (2015). The Great Depression. Retrieved 29 October 2015,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1932-07-01/great-depression
- Buck, Christopher (2013). Harlem Renaissance in: The American Mosaic: The African American Experience. ABC-CLIO.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 Huggins, Nathan. Harlem Renaiss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ISBN 0-19-501665-3
- Davarian L. Baldwin and Minkah Makalani (eds.), Escape from New York: The New Negro Renaissance beyond Harle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 Jeffrey B. Perry, Hubert Harrison: The Voice of Harlem Radicalism, 1883-191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Shannon King, Whose Harlem Is This? Community Politics and Grassroots Activism During the New Negro Er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5.
- The Birth of a Nation de D. W. Griffith, 1915. Movie available he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e5ShxM2DI
- The Text of the Act (PDF)
- Bromberg, Howard (2015). "Immigration Act of 1917".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2 November 2015.
- Powell, John (2009). Encyclopedia of North American Immigration. New York,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ISBN 978-1-4381-1012-7.
- Sohi, Seema (2013). "Immigration Act of 1917 and the 'Barred Zone'". In Zhao, Xiaojian; Park, Edward J.W. (eds.). Asian Americans: A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3 volumes]: A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ABC-CLIO. pp. 534–535. ISBN 978-1-59884-240-1.
- Van Nuys, Frank (2002). Americanizing the West: Race, Immigrants, and Citizenship, 1890-1930.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ISBN 0-7006-1206-8.
- Koven, Steven G.; Götzke, Frank (2010).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Confronting the Nation's Challenges. New York,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ISBN 978-0-387-95940-5.
- "Sacco and Vanzetti Put to Death Early This Morning".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1927.
- Waxman, Olivia B. “Sacco and Vanzetti Case 90 Years Later: What to Know.” Time, Time, 22 Aug. 2017, time.com/4895701/sacco-vanzetti-90th-anniversary/
- Michael A. Musmano (January 1961). The Sacco-Vanzetti Case: A Miscarriage of Justice. 47 No. 1.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 29,30.
- Avrich, Paul (1996). Sacco and Vanzetti: The Anarchist Backgrou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3, 31. ISBN 9780691026046.
- Kyvig, David E. Law, Alcohol, and Order: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Prohibition Greenwood Press, 1985.
- Behr, Edward. (1996). Prohibition: Thirteen Years That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ISBN 1-55970-356-3.
- Burns, Eric. (2003). The Spirits of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of Alcohol.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ISBN 1-59213-214-6.
- Kobler, John. (1973). Ardent Spirits: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hibiti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ISBN 0-399-11209-X.
- McGirr, Lisa. (2015). The War on Alcohol: Prohibi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State. New York: W. W. Norton. ISBN 0-393-06695-9.
- Okrent, Daniel. (2010). Last Call: The Rise and Fall of Prohibition. New York: Scribner. ISBN 0-7432-7702-3. OCLC 419812305
- Kobler, John. Capone: The Life and Times of Al Capone. New York: Da Capo Press, 2003. ISBN 0-306-81285-1
- Deirdre Bair. Al Capone: His Life, Legacy, and Legend.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Oct 25, 2016
- Supreme Court of Tennessee John Thomas Scopes v. The State
- "A Monkey on Tennessee's Back: The Scopes Trial in Dayton". Tennessee State Library and Archive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John Scopes (Monkey) Trial by Douglas Linder. UMKC Law.
References
- ↑ Aline Helg - UNIGE
- ↑ Aline Helg - Academia.edu
- ↑ Aline Helg - Wikipedia
- ↑ Aline Helg - Afrocubaweb.com
- ↑ Aline Helg - Researchgate.net
- ↑ Aline Helg - Cairn.info
- ↑ Aline Helg - Google Scholar
- ↑ based on data in Susan Carter, ed.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 Millennial Edition (2006) series Ca9